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本文试图以影响极大的大禹研究为个案对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方法作一批评[1]。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  ，象形。’  ，《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并根据同样的资料《诗经》中《閟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等篇指出，按照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5]。刘还事实指出了顾先生这里存在的“默证”的问题，“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

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先生据《说文》云‘从  ’，而想到‘  ’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11] “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 [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王志刚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傅斯年先生指出 “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有真正放弃。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