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文献资料留存少，尤其是禹夏历史，文献资料“茫昧无稽”，有关夏史的历史纪录今天得见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和各种其他性质文献中保存。因此，对于这些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禹夏史实的证明非常困难，需要采用异质证据。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确定河南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夏墟”，并对豫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00]。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发现了大量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现在已经被认定全部属于夏文化，其中二里头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80～前1730年之间[101]。许多文献上都有 “禹都阳城”的记载，考古发现证明，禹都阳城即是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102]。告成镇北曾经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期“阳城”遗址，在城内外发掘的许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103]，证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
考古证据之外，天文、地理、地质等资料中也都存在可以证明夏史的证据。
我们举《禹贡》地理为例。据《禹贡》导河，黄河“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根据《伪孔传》、郑注、孔疏等研究，我们清楚黄河走向是至孟津、巩县、荥阳广武山[104]，然后转折向北过降水，从河南辉县继续北上，从河北平原入海。但是，《禹贡》又说：“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 荥波、孟豬与黄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河下游的改道，在春秋战国以后有过许多次，此前当也如此[105]。黄河下游改道入海，造成历史时期海岸线依然一步步继续向海推移。通过对当地海岸和河口堆积的深入研究，可有助于研究黄河到此入海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对渤海湾西部河口堆积和海岸线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106]。八十年代，韩嘉谷先生利用贝壳堤、古文化遗址、地质和生物等资料，对《禹贡》下游河道进行了考察，明确论证古黄河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时间，证明《禹贡》河走河北平原入海的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时期[107]。此后，王青先生也多次撰文讨论黄河下游改道和大禹治水关系等问题[108]。
黄河多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的成陆过程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而且其沿海贝壳堤的发育也取决于黄河的南北改道。当黄河经河北平原入海时，渤海湾西岸因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而迅速淤涨，海岸不断外伸，不利于贝壳堤的生长。当黄河改走苏北平原入海后，渤海湾西岸因泥沙供量不足，海水强烈侵蚀海岸，细粒泥沙被海水带走，贝壳等粗粒物受海水顶托便富集于海水高潮位，由此形成贝壳堤。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海、渤海，就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迹。现在已经探明，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发现的多道贝壳堤有着较清楚的时间序列，14C 测定两地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指明了黄河改道的大体时间。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 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正好和史书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时间相吻合。
由此可知，禹夏时期，黄河正好有一次改道，在改道之前，黄河走的是南道，改道后走的是北道。《禹贡》导河部分记录的是黄河北道走向。《禹贡》：“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从荥泽至孟诸一线入海的河是黄河南流故道，这一线黄河在禹夏时当已近断流。大禹治水在这一线就进行阻水堙塞。大禹在荥泽阻水。《水经·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大禹还在今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蓄水。朱鹤龄《禹贡长笺》卷7引黄度曰：“盖因窪下之势，导而行之，浅流覆被。”朱鹤龄曰：“当是禹时故迹。”孟豬、孟诸也就是明都，故新近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以陂明都之泽”而“涂州始可处”。《国语·周语中》“泽不陂”韦昭注：“陂，鄣也，古不窦泽，故鄣之。”《周语下》“陂唐”注：“畜水曰陂。”
战国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战国时的地理状况想象禹夏时期黄河南流故道的存在状况，所以顾颉刚先生说《禹贡》是战国人根据当时的地理伪造的话是错误的。
六
运用古书资料研究历史，王国维曾明确指出，“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的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109]王国维先生所谓“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笔者以为可作进一步理论推进，使其上升而成为一条关于历史证据的基本原则：即在不能确切证明某文献资料所揭示的史实为假的情况下（“谁立论谁举证”），该文献资料不能作为“假”进行推论。或可简称为“非假推定”原则。
[1] 许冠三先生曾经有顾颉刚先生“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认为顾先生的古史学在四十年代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笔者以为这是十分有见地的意见。本文讨论的是顾颉刚早年治学到《古史辨》七册编纂这一段时间中的古史研究方法。2004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上本文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会议期间，李学勤先生多次向笔者言及他所认识的晚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笔者完全赞成李先生的观点，重视并高度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后期古史研究中实际态度和方法的变化以及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就。
[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2。
[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3。
[5]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P83。
[6] 柳诒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以例》，《古史辨》第一册P217。
[7]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69。
[8]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6。
[9]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8。
[10]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11]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12]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4。
[13]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14]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5]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6] 王志刚《古史稽疑契子》，《古史辨》第二册p302。
[17]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1。
[18] 张荫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