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
二
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疑古辨伪，一是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这两点不仅是顾先生对古史的基本态度；而且前者与后者相互联系，还直接构成顾先生处理资料研究古史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对自己古史研究的特点的形成有很清晰的认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顾先生写了感情丰富的长篇《自序》，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和学术思想作了回顾。可以看出，在研究上古史并提出古史层累理论之前，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过前人疑古思潮的学术史整理工作。顾先生从小就对“历史的系统”有兴趣，“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晰的叙述。”[24]16岁时读《尚书》开始真正对古书和古史产生怀疑[25]，以后先后受章太炎[26]、康有为[27]影响，对照出古文经、今文经各自的不足，愈加强化了疑古思想，“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28]。1915年顾先生做了《清代著述考》[29]。到北大后，在胡适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姚际恒[30]、崔东壁[31]，并发起编辑《辨伪丛刊》[32]。另一个方向是做过民俗学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顾先生对于民俗学的浓厚兴趣也是幼年就培养的[33]，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 [34]。到北大后，沉迷戏剧而变成戏迷[35]，还经常从戏中产生一些民俗学的心得[36]。1918年，顾先生响应刘复等号召搜集歌谣[37]，又因胡适研究《水浒》故事的影响，以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办法。”[38]
顾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可以说就是疑古辨伪。
顾先生的疑古精神大胆勇猛。在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后，顾先生“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当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39]1914年，“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为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40]在标点姚际恒《伪书考》时，“古今来伪造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41]读崔东壁，“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42]顾先生疑古的大胆，使他常敢说“预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这一类的话[43]。
顾先生因为疑古而开始辨伪，由一种读书的态度而终于进入到实在的学术研究工作。读了姚际恒、崔东壁等清人以及宋人郑樵等的辨伪著作后，顾先生的疑古更彻底了。1921年，顾先生在“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郑樵的事实。”[44]，结果“竟发现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45]“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46]对于此时的顾先生言，“辨伪”就等于是“攻倒”、“推翻”，意味着彻底的破坏。
顾先生从事古史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前人辨伪书工作的继续。在《古史辨》第一册初编之时，钱玄同就曾认为此书题名不合适，但顾先生未作改动，在致钱氏信中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1925.9.18）”[47]胡适先生在介绍《古史辨》时这样说：“因为这个原故（指标点《古今伪书考》），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画。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48]
顾先生认定自己辨伪书之目的在于古史。“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49]具体地，顾先生还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也就是作《伪史源》、《伪史例》、《伪史对鞫》[50]。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先生多次谈到辨伪书和辨伪史，明确道出自己的研究路径是通过辨伪书来辨伪史。“我能做的辨伪事情不过两种：（1）考书籍的源流，（2）考史事的真伪。但最要紧的事乃是‘考书里的文法’；这件事如果能够弄清楚了，那么，‘书的真伪’和‘作伪的时代’便不难随看随剖析了。”[51]“这《辨伪丛刊》分为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52]“从前常以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事’；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53]我很想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记事以着书之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使得作伪之迹无可遁形。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54]“他（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