沌为一”状态。
　　第五，多元统一性。
　　即如前述，喜玛拉雅山地居住着许多民族和群体，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各民族和群体，其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珞巴族、ｄèｎｇ@①人、夏尔巴人、部分尼泊尔北部山地人和部分印度西北部山民，一百多年前还基本处在原始社会发展状态；门巴族、部分尼泊尔北部山地人和部分印度西北部山民，已进入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而山地藏族、不丹国人、部分尼泊尔北部山地人和部分印度西北部山民，已进入成熟的封建制社会。以上，在“共时性”的文化平面上观察，又可见出“历时性”的文化发展递进轨迹。这就是喜玛拉雅文化的多元性表现。
　　但是，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是以地域为宏观对象，主要不是研究它的多元性，而是重点研究它的多元统一性，即整体构型研究。喜玛拉雅山地的外部自然条件，是喜玛拉雅文化生成的自然基础、前提条件和外部动因，因此，在喜玛拉雅山地的生态环境中，山地族群创造的文化就具有了基本的共同性和文化统一性。愈是向前追溯历史的源头，生活在同一大地域中的各民族和群体的文化愈具有共同性。文化事象表现和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喜玛拉雅文化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独具个性的文化体。
　　　　　　四、喜玛拉雅文化的生成因素
　　喜玛拉雅文化的生成，如同一切文化生成一样，是多种因素和条件整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考察喜玛拉雅文化的生成，主要缘由以下因素和条件：
　　第一，自然地域条件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地域条件对人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是通过人的活动和所施加的作用而发生的。愈是追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远古的人类历史，自然地域条件因素对人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愈是直接和巨大。喜玛拉雅山地族群，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土著的山地居民，世世代代以来，喜玛拉雅山地是他们生命的摇篮、生存的依托、生活的源泉、心理感受的对象，他们只能在自然上苍赋予的条件下去创造他们的文化。喜玛拉雅东段山地，气候湿热，河流脉布，沟壑纵横，林莽茂密，群兽出没，是一个绿色的自然王国。自然条件规定了喜玛拉雅东段山地族群，主要从事狩猎和刀耕及田园农业，创造了亚热带山林狩猎——刀耕文化。与此相关联的也规定了他们的衣食住行文化特性：衣，属帛裙裾衣饰文化；食，属稻薯谷米即食文化；饮，属瓜果蔬菜清饮文化；住，属木(竹)构吊脚阁楼文化；行，以步代马，以篓代车，形成步背文化，等等。喜玛拉雅西段山地，干燥高寒，雪原广布，草场如茵。自然条件规定了喜玛拉雅西段山地族群，主要从事牧业和农耕。与此相关联的也规定了他们的衣食住行文化特性。衣，属棉毛袍裾衣饰文化；食，属麦菽粉面积食文化；饮，属奶油膏脂荤饮文化；住，属石构穴居碉楼文化；行，以马(牛)代步，以驮代车，形成了驮骑文化。喜马拉雅山地族群与他们生活其间的喜玛拉雅山地，是人们与大自然的最现实和最具体的矛盾。恐惧和克服恐惧的抗争，是宗教产生的最原始的冲动。喜玛拉雅山区有许多特有的自然现象，如绵亘的冰雪，高耸的山峰，倒悬的峭壁，阴森的山洞，空谷的回音，云气的幻影，乃至风呼雷鸣，冰冻雨泻，山崩地裂，日升日落，月亏月圆等等，更是神秘莫测，恐怖异常。所以，在喜玛拉雅山地族群的鬼灵神ｚｈǐ@②系统中，都打上了喜玛拉雅地域的印记，他们的面孔、衣衫、灵魂和思想，都是喜玛拉雅的。原始宗教是万物有灵宗教，原始宗教在喜玛拉雅族群中长期盛行不衰，与喜玛拉雅自然地域条件不无关系。
　　第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基础作用。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共同构成经济基础，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生成的带有决定性的基础。即如前述，距今一二百年前，喜玛拉雅山地族群多数还生活在木石工具并用和锄农业时代，还过着“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木叶”的游猎生活[2](P479)，乃至20世纪中叶，居住在喜玛拉雅山地东段的一些土著部落还使用牛肩胛骨作为铲土锄草的工具，还使用木制的锄形工具开垦梯田，用木锹翻土，木锄松土，木耙平整土地，以及使用木尖棒、骨铲子等点种[3](P51-52)。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使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仍处在被压抑的和被奴役的地位，活动不得自由，生存不能自主。一二百年前，喜玛拉雅山地虽已先后出现了刀耕火种农业和田园农业，但是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提供的可能性，使狩猎和游牧仍是他们主要的和基本的生产活动，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集体生产、平等分配、物物交换，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并由此作用和影响，构成了原始宗教文化的主旨、风习文化的氤氲和文学艺术的主题。
　　第三，生命的生产和家庭形态的基础作用。
　　从蕴藏丰富的喜玛拉雅山地神话和风情浓郁的民间习俗中，我们十分清楚地发现，喜玛拉雅山地族群，他们的全部行为，并充斥于他们心灵世界的，是为着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而活动着，思考着，他们有着远比我们强烈得多的生命意识。他们的艰难几近于拼命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服从于人类自身的存在与生产，即种的繁衍。而原始的家庭的产生和家庭形态的演进，是直接根源于生命生产的需要，最初的社会组织——氏族，是在一定的家庭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曾指出，氏族制是在普那鲁亚家庭中产生的，而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家庭的相继出现，使父系制成为必然。[4](P17)生命的生产和家庭形态对喜玛拉雅山地文化生成的意义就在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而“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4](P2)


　　第四，民族语言的文化载体作用。
　　喜玛拉雅山地族群，绝大部分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是，每个民族和群体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群体语言，语支不同，但除部分印度山民和部分尼泊尔山地人，大多数民族和群体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使思维成为现实，并规范了思维；在语言的运载下，使文化得以表现。没有文字，使喜玛拉雅山地族群都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们的历史口口相承，他们蕴藏有丰富的史诗，史诗是他们口承的历史，永不磨灭的口碑。他们有丰富的口承文学，同样是为了口口相传和记忆，记忆使得他们的韵语文学——诗和音乐特别发达。他们有经验丰富的语言教育，传说、寓言和故事，就是在语言教育中产生的。语言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名法，如珞巴族实行父子连名制，即自己名字的首字是父名的尾字，名字的第二个字是本名，如一篇珞巴神话说，大地母斯金生下了太阳金东，金东生下了老虎东日，东日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日尼，一个是日洛，日尼是珞巴族的祖先，日洛是藏族的祖先。上述的斯金——金东——东日——日尼、日洛，就表现出典型的父子连名制。许多珞巴族老人可以一口气背诵氏族的20几代谱系，并以此教育和传诵给氏族成员。他们崇拜语言，认为语言具有无比的法力，以至在宗教活动中，语言成为神圣的法器，创造了咒语、神话、祭辞和颂词，以期感天动地泣鬼神。
　　　　　　五、喜玛拉雅文化研究价值
　　对喜玛拉雅文化有所涉及始于18—19世纪，为了配合殖民政策和扩张企图，一些西方的和印度的探险家和旅游者，曾踏足喜玛拉雅山地，写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