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捕魚的季节，也禁止竭泽而渔。如《礼记·月令》“季春之月”，规定“毋竭川泽，毋漉陂池”。云梦秦简规定不准使用毒药。《太平御览》卷84引《逸周书·文传》有“泽不行害”的内容，也就是不许使用毒药。其意义都是防止斩尽杀绝式的攫取。
 
（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利用
    对野生动物的狩猎也有“时禁”。《逸周书·文传》：“畋猎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骛，土不失宜。”《太平御览》卷84引作“畋猎唯时，不杀童牛，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10]，不行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禽兽以时杀焉。”《国语·鲁语上》：“鸟兽孕……兽虞于是乎禁罝（兽网）罗（鸟网）”。《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开蛰不杀。”《管子·禁藏》“当春三月……毋杀畜生，毋拊卵……”，《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无出九门”；孟夏之月“驱兽毋害五谷，无大田猎”，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睡虎地秦简·田律》“不夏月，毋敢……麛（小鹿，亦作小兽的通称）?（卵）鷇”，“……禁苑者，麛时（泛指野兽幼小之时）毋敢将犬以之田”，就是这种“时禁”的具体化。《礼记·王制》则以“豺祭兽”、“鸠化为鹰”作为开始田猎、捕鸟的物候指标[11]。
这种“时禁”是为了保护幼小和怀孕的禽兽以及尚未孵化的禽卵，反对斩尽杀绝式的狩猎。《礼记·王制》有“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不麛不卵，不杀胎（怀胎母兽），不夭牝（年青母兽），不覆巢”的记载；又有“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的规定。《周礼》中有掌管狩猎事务的“迹人”，也规定“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这就是说，禁止猎取幼兽、怀孕母兽，禁止攫取鸟卵，倾覆鸟巢和使用毒箭。目的是保证野生动物种群能够正常的生长延续。《逸周书·文传》说：“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与《国语·鲁语》所说的“……兽长麑（幼鹿）?（幼麋），鸟翼鷇（待哺幼鸟）卵，虫舍蚳（蚁卵）蝝（未生翼的蝗子），蕃庶物也”的记载精神一致。
 

二  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形成的基础
我们知道，现代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产生的，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它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形成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而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或谓之“超前意识”。不过，即使是“超前”，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那么，它形成的基础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总结历史教训，着眼永续利用
我国先秦时代虽然没有发生象现代社会这样的全面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但生态环境局部的破坏并不鲜见，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从对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中产生的。
我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过程中，曾经广泛采取火耕的方式，或以火猎和火耕相结合来垦辟耕地。古史传说中的“烈山氏”[12]就是这个时代留下的史影，这在当时开拓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是必要的；但却为此付出了损耗大量自然资源的代价。[13]到了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人们大规模沼泽低地，进一步拓展其活动空间，这是我国历史上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代，也是自然资源破坏比较严重的时代。战国时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黄帝之王，[童山竭泽]，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而天下可得而牧也。（《管子·揆度》）
黄帝之王，[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谨逃其爪牙]禽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知能者辅已者也……（《管子·国准》）[14]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孟子·滕文公上》）[15]
从上述记载看，当时一定范围内过度的开发已经造成自然资源局部枯竭的恶果，即所谓“童山竭泽”；而人们也从中吸收了一定的教训，认识到这是一种“君智不足”的行为方式。故《管子·国准》谈论如何吸收先世经验教训时提出“立祈祥而固山泽”。[16]
    随着人口的增加，不适当的砍伐和过度的放牧也会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例如齐国东南的牛山就因为滥伐滥牧而变成濯濯童山。《孟子·告子上》：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这样的事，在当时不会是个别的。春秋末年墨子劝阻公输般助楚攻宋时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黿鼉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柟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宋处于黄河下游，正是殷人活动的腹心地区。墨子的说词未免有夸大之嫌，但宋与楚相比，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相对匮乏当是不争之事实；这当然是由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自然条件存在着差别，更是黄河流域在长期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结果。殷人的“不常厥邑”和周灭殷前的多次迁移，论者或谓即系由于黄河流域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所致。[17]
通过各种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利用过度或不适当的攫取，就会妨害资源的再生，导致资源的枯竭，影响到以后的继续利用。黄土地区气候偏旱，天然植被相对并不丰茂[18]，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就更显得必要。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
春秋·义赏》）
        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蛇不往。（《吕
    氏春秋·应同》）[19]
这些无疑是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做事不能光顾眼前的利益，应该考虑到长远的利益。如《吕氏春秋·长利》说：“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所以先秦诸子论述保护自然资源的必要性时，总是着眼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强调“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是从人类的长远利益立论的。在上面所引述的资料中，这种思想反映得相当清楚。
    欲使资源不屈而能永续利用，关键是处理好“用”和“养”的关系；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养”是“用”的基础。孟子正是从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中引伸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上引“修火宪”等等措施，其中心就是一个“养”字。为了使“物得其养”，就必須“取物有节”，即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20]。《荀子·王制》谈自然资源利用时也强调协调“养长”与“杀生（斩伐）”的关系，以避免童山竭泽现象的出现。《逸周书·文传》曰：
           无杀夭胎[21]，无伐不成材，无墯（墮）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生
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这里所说的“生”与“杀”，也就是“养”和“用”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个关系，使生之不绝，取之有节，才能保持发展的后劲，成功王霸之业。反之，“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班固追述三代“先王之制”时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