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这里的“万物”也包括野生动植物在内。
次述“地宜”。
先秦时代的“物地宜，尽地利”，不但包括对各类农田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对农田以外的各类土地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合理利用山林川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正是当时“地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以“地宜”思想为基础的。所以，《逸周书·文传》谈“以时”入山林川泽和“以时”狩猎，是和“土不失宜”相联系的。它又指出：
    土可犯，材可蓄。湿润不[可]谷[之地]，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之地]，
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故凡土地之闲者，圣人裁之，并为民用。是以鱼
鳖归其泉，鸟归其林。
在我国的上古时代，虽然种植业早就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地广人稀，原野不能尽辟，农田一段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则辟为牧场，山林川泽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生产对象。山林川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盛产林木苇材鸟兽鱼鳖等各类山货水产，在以半干旱草原为主的自然环境中显得特别珍贵。山林薮泽被称为“物之钟”、“国之宝”。《国语·周语上》：“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犹原隰之有衍沃，衣食于是乎生。”山林川泽和原隰衍沃并提，显示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论宝，把山林薮泽作为国之六宝之一。“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这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外，还因为当时种植业不够稳定，经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以山林川泽的天然富源作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26]《周礼·天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中“三农”、“园圃”、“薮牧”、“虞衡”、“聚敛疏材”属广义农业范畴，“虞衡”在“九职”中列于第三位，而且“聚敛疏材”实际上也可以包括在“虞衡”之中。大概反映了战国以前生产结构的实况。《周礼》中有“山虞”“林衡”“泽虞”“川衡”之职，统称“虞衡”，就是掌管有关山林川泽的生产事宜的。这类官吏，在《诗经》《左传》《国语》《夏小正》以至金文彝铭中均可找到。《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亦见“虞衡”的重要性。到了战国时代，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但仍不失为农牧业的重要补充。所以，春秋战国政治家在作国土总体利用规划时，总是把山林川泽考虑在内的。《管子·八观》以原野的五谷生产，观一国之饥饱；以山泽、桑麻、六畜之产，观一国之贫富。“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最后，谈谈山川的禁发与农事安排的关系。
先秦时代山林川泽的“禁发”，除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外，还有保证大田农业有充足劳动力的意义在内。故《管子·八观》说：
    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
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
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
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裁]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生于谷
也。
这是就一般年景而言的。山林川泽还作为储藏天然财富的一个“资源库”，在年成丰歉之间作调剂之用。在粮食歉收的年份，统治者就会开放山林川泽，让人民从山泽的资源中获取维持生计的资料，以安全渡过荒年。
总之，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对广义农业生产的“时宜”、“地宜”、“物宜”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与“人力”的调配和农事的安排有关。

三  传统农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过优秀的传统农学和发达的传统农业，它们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不但使中国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都已经落伍。我们现在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来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但我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并非一无是处，它仍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和有生命力的成分；西方的现代农业和现代农学也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西方现代农业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了。
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因而也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人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当前，片面性的、对自然掠夺式的发展，已导致地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支持系统的严重危机，综合性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就更加显出其永久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指导方针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一比较，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两者竟是那样的吻合。兼顾局部的、目前的利益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说：“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因而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提出“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的要求。现代学者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认为在经济的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采取“在利用中保护和在保护中利用”的原则。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实行利用资源的用养结合的原则，把“养”视为“用”的基础，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道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天人之约”。现代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经济系统应该建立在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生态规律。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形成天地人统一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视为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系统，把人的作用定位在“助宣气”、“助生阜”、“参天地之化育”之上。先秦时代“时禁”，不但基于对“天时”的把握，也是基于对生物生长规律的把握，或者说，它是建立在对生物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认识之上的；它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的经济活动要遵循生态规律。先秦时代保护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与现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办法也是一致或相通的。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