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送死之具，靡不毕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传》）
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说是深得其旨。总之，是通过“用”与“养”的协调来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的不断再生，以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二）立论基础：“三才”思想
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思想的产生，不仅由于我国古代人民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由于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包括破坏生态平衡的教訓在内）形成了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从而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自然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三才”理论。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建立在“三才”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它又成为这个理论的重要来源、重要组成部分和和重要表现形式。
“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扩大一点，可以理解为人们培育和利用的生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这种理论主要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反过来支配和推动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国农业发生在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广阔地域内，中国古代人民农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农业离不开自然界。正是在与自然界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孕育出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整体观念。这是“三才”理论最本质的东西。“三才”理论不但被应用于狭义的农业生产，而且被应用于包括野生动植物利用在内的广义农业生产中。先秦学者对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问题的论述，正是以“三才”理论为立论根据的。
    上文谈到，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基础是“养”——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谓“养”究竟指的什么，其精义何在？首先，当时人们所说的“养”是一种“天”即自然的活动，故有“天养”之称。《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而成。”《吕氏春秋·审时》“养之者天也”，也可以包括野生动植物在内。用现在的话，可以叫做“自然再生产”。不仅如此，《荀子·天论》还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夫是之谓天养。”这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互养共生的意义在内。对于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们不应该越庖代俎，不应该打乱其正常秩序，使之“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进而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使野生动植物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得以正常生长，这就是《国语·鲁语》所谓“助宣气”、“助生阜”、“畜功用”、“蕃庶物”。所以《荀子》说“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天论》）。这里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再生产起着协助和促进的作用。这是“三才”理论的精髓，它与古代西欧征服自然的思想是大异其趣的。[22]
    《荀子·王制》有一段集中论述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上文多次引用过，但是割裂分散于各部分，为了使读者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而免翻检之劳，兹把该段文字迻录如下：
    君者，善群者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鱔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
这里首先提出了“群道”问题。所谓“群道”，就是把人类和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人和各种生物都是依存于自然界的；因此必须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之各得其宜。这正是“三才”理论整体观的具体体现。故后文在论述了必须“以时”利用山林川泽自然资源和“以时”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又归结到天地人的关系上来。
    《逸周书·大聚》也把这种思想表述得相当清楚：
           旦（周公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
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桑]，成男女之功。夫然，则有（生）[土] （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23]
这是战国时人依托周公发表的议论。
可见，先秦时代保护与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理论，确实是和人们对“天、地、人”的认识与安排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再具体考察一下“三才”理论中的“时宜”、“地宜”、“物宜”原则在广为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三）“三才”理论的贯彻：“时禁”与“三宜”
先述“时宜”。
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可以再生的，这种再生是“天”即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因此，它们的生长繁息和农作物、禽畜一样，是受“天时”制约的，其生长发育的阶段性和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节律是一致的。“三才”理论天地人和万物统一的重要基础正是天时制约的普遍性。作为野生动植物永续利用基础的“养”，其实施的关键就是要顺时。上面谈到了我国先秦时期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心点是“时禁”，或“以时禁发”。而“时禁”的目的正是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因为“养长时，则六畜育（禽兽亦然），杀生时，则草木殖（作物亦然）”（《荀子·王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利用和永续利用的目的。因此，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的出现，是和先秦时代对“天时”认识的深化分不开的。[24]
次述“物宜”。
野生动植物生长虽然普遍受天时的制约，但不同种类的野生动植物对天时的适应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先秦时代山林川泽的“禁发”，还要建立在对各种野生动植物生长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物宜”而作合理安排的。
这种“物宜”的原则在上引《国语·鲁语》里革断罟的记载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鸟兽和鱼类在不同的季节怀孕生産，捕鱼和猎兽的禁与发在时间安排上应该相互交错。春天鸟兽交配怀孕，此时禁猎。夏天鱼类孕别，此时禁渔，正如韦注所云：“立夏鸟兽已成，水虫怀孕之时，禁取鱼之网，设取兽之物也。”捕鱼安排在冬尽春来的季节，除了气候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春天捕取鱼鳖可使肉食供应不致因禁猎而匮乏，有利于春天禁猎的实行，从而起到“助（鸟兽）生阜”的作用；第二，春天多取鱼鳖晒干储备起来供夏天消费，可免夏天禁渔期间鱼类食物供应的断档，有利于夏天禁猎的实行，从而起到“畜（鱼鳖）功用”的作用。这种安排，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三才”理论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
又如人们之所以把砍伐树木时宜安排在冬季，不但因为春夏林木仍在生长，而且因为冬季砍伐质量较好，又利于林木的再生。[25]
《荀子·王制》说：“……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