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分布在岭南、福建、江西、浙江和江苏的广大地区，奠定了明清乃至兹后中国连作稻发展的地理基础。

4 对宋代双季稻的估计
尽管双季稻作为一种技术在宋代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其对于当时的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却不能估计过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双季稻的普遍程度还极为有限。有些地区虽然这些技术都有了，但由于推广面积不大，在整个粮食生产中的作用有限。以江西的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为例，尽管早熟稻也已有了，双季稻栽培技术也已出现，但普遍实行的还是一年一熟制。此地“襟江带湖，湖田多，山田少，禾大小一收……豫章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数月以待获，而自余三时，则舍穑不务，皆旷土。”[31]湖南的情况虽然我们缺少直接的材料去证明当时各地的稻田耕作制度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后来情况加以推测。如清乾隆《湘潭县志》载：“田为艺稻，一熟之外，土不复耕，虽劝种杂粮，无有应者。”([12],396页)直到20世纪40年代有些向来被认为发达的地区还停留在一年一熟阶段。如江苏金山县“大部农田，除秋收稻谷外，农人狃于习惯，不肯冬耕，故春令毫无收入。大抵秋谷登场而后，并不翻松泥土，即撒播紫云英种子，春间茁长，翻入土中，作为肥料。间有种植油菜及蚕豆，不过南部少数乡村而已。”([12],23页)由于双季稻的种植面积有限，其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自然不大[⑮]。
即使是在双季稻区，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也不能估计过高。如岭南地区，虽然有了所谓的“月禾”，实现了一年二熟甚至三熟，但这种多熟制完全是自然的恩惠，而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自然条件来说，这里“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岁再熟。”[32]从技术上来说，则毫无可取之处，“钦州田家卤莽，牛种仅能破块，播种之际就田点谷，更不移秧，其为费种莫甚焉。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41]，338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三熟，但也不过是广种薄收而已，对于产量增产的作用不大。
发展多熟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双倍的投入并没有得到双倍的报酬，也就是说，在土地生产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必然影响到多熟制的发展。究其原因，多熟制产量不高是主要的。

双季稻的发展必须以早稻的发展为前提，然而，早稻由于生育期短等因素，产量不高，种植面积不大，如在新安就有斧脑白、赤芒稻等早稻品种，“早而易成，皆号为六十日，然不丛茂，人不多种。”（[12]，283页）同样在早稻收获之后所再生或继种的晚稻，也由于地力、干旱、病虫害等因素，产量甚至比早稻还不如，从明清以来有关双季稻的产量来看，晚稻的产量只有早稻的一半[⑯]。据民国八年（1919年）《南昌县志》的记载，再生稻的产量，以“亩获十钟”的稻田为例，再生稻只可获二、三钟。（[12]，314页）宋代也是如此，其于再生稻则更有甚之。朱熹认为，二稻、传稻、孕稻之类虽然在青黄不接之时，“村民得此接济，所益非细，但其稻茎稀疏，秕多谷少。”[33]由于早稻产量不高，晚稻产量更低，所以双季稻的产量没有优势[⑰]，甚至两熟不如一熟。这种情况在宋代双季稻较为集中的福建就已出现，“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34]产量不高，始终是制约早稻发展的关键因素，清福建人林则徐在为《江南催耕课稻编》作序时，引当时人的话说：“地力不可尽，两熟之利，未必胜一熟。”（[18]，377页）

这里所谓的两收不如一获，系指双季稻不如单季晚稻。众所周知，在早稻收获之后，再种植晚稻，就等于要再付一倍的劳动量，如果双季稻不如单季稻，那么，农民为什么不选择单季稻，而要选择双季稻种植？这主要是因为单季晚稻产量虽高，但对稻田肥水条件要求也高，“非膏腴之田不可种”，而早稻“不问肥瘠皆可种”[35]，因此在一些肥水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人们往往选择种植早稻，但由于肥水条件欠佳，加之早稻生育短，产量偏低，于是人们又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连作晚稻，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同时缩短与单季晚稻之间的产量差距。《永春县志》载：“按二熟之谷，较之一熟所获亦相当，但二熟之谷少怕亢旱，故种之广。”（[12]，660页）[36]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浙西地区也有双季稻种植，但其普及程度远不及浙东、福建，乃至江西等地，原因在于浙西的肥水条件要好于浙东等地。尽管由于土地瘠薄，两熟之收未必胜于一熟，但在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土地生产率，而不太计较劳动生产率，有收没收是主要的，收多收少是次要的。

但是用发展双季稻的方式来弥补由于肥水条件欠佳所致的产量低下，势必引起更大的肥水问题，因为双季稻对于肥水的需要量要远远大于单季稻，而双季稻产量之所以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地力不足，因为双季稻必须在肥水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较好的收成，所谓“非土力有余沃不能全也”（明弘治《温州府志·土产》，[12]，254页）。倘若地力不足，农民不会因小利吃大亏。明崇祯《松江府志》引徐光启《农遗杂疏》云：“其陈根复生，所谓稆也，俗亦谓之：二撩。绝不秀实，农人急恳之，迟则损田力。”（[12]，57页）例如江西南昌等地在宋代就有再生稻的明确记载，但到民国时期，仍然没有得到推广，原因是“稻孙米颗细而坚，罕蓄之者，不欲尽地力也。”（[12]，314页）在地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双季稻得不到发展，就是稻麦二熟等也受限制。有些地方虽然早稻有收，但受旱涝影响，晚稻却不能按时播种。

双季稻产量不高还有季节和劳动力矛盾上的原因。连作双季稻系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进行整地和移栽的，由于早稻收获之后，晚稻的有效生产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必须抢收抢种。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农时往往得不到保证，结果是晚稻的产量得不到保障。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后来发展双季稻的主要问题。《抚郡农产考略》：“凡二遍，迟至立秋栽，则不成熟。谚云：立秋栽禾，够喂鸡母。言其得谷少也。”（[20]）乾隆江西《龙泉县志》：“翻稻，早（一作中）稻刈后始种，然气候早寒，则秀而不实。”（[12]，328页）这也就限制了双季稻的发展。

畜牧需要是双季稻不能推广的另一个原因。自先秦开始，中国农区就有秋后放牧的习俗，即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王居明堂礼》载：“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⑱]作物在收获之后，由于谷物已经归仓，不必担心牲畜的践踏，同时收获时所遗留下的残茬、余穗等物，特别是水稻在收割之后，在其基部所萌发出来的所谓“稻孙”即“再生禾”等，也为牲畜提供了一些可食之物，而牛畜等所遗粪便又是田中难得的有机肥料。于是，庄稼收获之后放牧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作法。这种习俗必然同多熟制的发展相抵触。清初湘西和湘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乾隆以前，湘南、湘西地区每年七八月间获稻之后，八九月间便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被牛食尽。而作为农家则必须在白露节以前，将田中所有作物收获归仓，以免遭牛群践踏而无收。这就限制了晚稻等后作发展。直到清乾隆年间，湖南衡阳等地的晚稻仍然非常之少([12],410页)。多熟制的发展必然要以牺牲畜牧业为前提，但在中国农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37]。

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多熟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休闲耕作制度。休闲自古以来就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传统，也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种认识。宋人发现，在一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