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的局部地区，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统一时期的全国范围之内。所以，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研究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而写的。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关论著涉及者不少，专论者不多。于辅仁先生的《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烟台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是近年来专文论述这一问题的大作，内容充实，很有深度，但其结论还难令人信服。故而在于先生的启发下，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　灭佛不是为了查杀宣宗
　　于辅仁先生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唐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关于宣宗与武宗的矛盾，宣宗被迫隐身于佛门的事，主要见之于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和尉迟■的《中朝故事》。这些资料，虽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已明确表示“鄙妄无稽”而“不取”，但也不能否认今人不可据此再做结论。笔者认为，即使承认这个前提，于先生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于先生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而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由于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武宗是否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不得而知；但认为武宗初信佛，后信道，倒是言之有据。赞宁说：“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或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宋高僧传》中华书局版，第130页。不过，这种武宗初信佛教，后受人蛊惑而改信道教的观点，明显有为武宗辩护的意思。赞宁是北宋初年人，他的《宋高僧传》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奉敕编撰的。既是奉敕而作，无疑必须迎合皇帝的需要。五代十国时，赞宁是吴越僧人，宋统一全国后，他受赐紫衣，可见他颇受北宋皇帝的赏识。“所以书中往往流露出媚世之意，不叙高僧不事王侯的高尚事迹，不主张高蹈，这倒是实在有悖于慧皎当初名其书曰《高僧传》的初衷。”《佛教与中国文化》第167—168页。如是，他把武宗崇道灭佛之举归罪于蛊惑者，以减轻佛门对武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武宗在会昌元年六月以前，甚至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是信奉道教的。《旧唐书·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录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录。”既然是未做皇帝时即已崇道，又在开成五年(840年)秋刚做皇帝时即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当然就不是会昌元年(841年)六月突然改变态度才由信佛改为信道了。
　　另外，于先生对所用资料的理解也欠确切。会昌元年六月十一日，在武宗生日这天，确有道士与僧人相对议论，“二个道士赐紫”。但棒决僧人却是六月十五日的事。因为六月十一日南天竺僧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此事因越过主管部门右街功德使而直接上奏皇帝，故“犯越官罪”而于六月十五日“宝月弟子三人各决七棒，通事僧决十棒。”看来，僧人与道士相对议论，两个道士赐紫，和尚“总不得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391—392页。，可以视为排佛的信号，但棒决僧人是因为外国和尚违犯唐律而受惩处，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于先生认为武宗“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人谈经的僧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于先生认为“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这可以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于先生所谈的灭佛事实，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都有记载。但把这些事实视为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显然不妥。
　　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到会昌二年(842年)他32岁。武宗应该知道宣宗的年龄。如果这时搜捕宣宗，首先应该从三十多岁的僧人中去找。其次，于先生很重视的《中朝故事》中又明确说，宣宗“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从长安到江表，又有一个地域的范围。按照常规，依年龄、活动的地域查找逃者，是最有力的证据，其他像入佛门的时间、在佛门中的地位等，都是弹性很大，容易弄虚作假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会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敕还俗。”烧练，指合练金丹；咒术，即念咒语行术法；禁气，是修身练仙的法术；背军，指离开军队为僧的；身上杖痕鸟文，指受官刑的人；杂工巧，指各种特殊的手工技艺。这些内容，既没有地域、年龄的限制，也不符合宣宗的身份。宣宗即使隐身佛门，也不会加入这些非佛门主流的行列；他只有按照正统的僧人打扮自己，才容易隐藏下来。再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武宗排佛敕文中都把僧尼相提并论，宣宗不可能隐身于尼中。这说明武宗的灭佛令根本没有针对宣宗的意思。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敕下：从四月一日起，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十六日起，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五月十一日起，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使包括外国僧人在内的全部僧尼还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不能达到查杀的目的。如果真的要查杀宣宗，完全可以运用其他手段，如使认识宣宗的宦官或官员直接查找，或迫使与宣宗关系密切的人员提供线索等，都是更为有效的措施，何必一定要大海捞针呢?因此，把这看作“是对在逃的宣宗之搜捕、追拿”，很难令人信服。
　　第三，于先生说：“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犯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惧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武宗对僧尼进行残酷的迫害与杀戮，确是事实。但于先生所举事例，恰巧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矛盾。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刘从谏侄刘稹请求为兵马留后。武宗接受宰相李德裕建议，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等率军征讨。九月，又对在京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采取了行动。
　　进奏院是节度使驻京的办事机构。昭义节度使进奏院在平康坊，万年县领。当时，昭义节度使的押牙■孙在京。武宗派兵逮捕■孙，■孙走逃，只将其妻子儿女杀死。因为有人报告：“潞府留后押牙■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于是，武宗敕令两街功德使(元和二年后管理僧尼道士的官员)清查城中僧，“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还对“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捉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捉拿昭义节使押牙■孙，因?B06A?孙可能刚剃发为僧，所以，打击范围只限于新裹头僧，更不包括尼在内。这种有目的有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