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迫害僧人，当然和查杀宣宗无关。

　　于先生大作的主要内容，是论证武宗即位后宣宗隐身佛门，随时有取代武宗的可能，故而武宗竭力想除掉宣宗。提出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一条谶语。《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4载：道士奏云：孔子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穷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于先生引用大量的资料论证后得出结论说：“唐武宗时期那句神秘的谶语极可能是有来历的，其中说的黑衣天子，须是暗指避入佛门的皇叔李忱(唐宣宗)。”于先生正是根据这个线索，认为武宗灭佛的原因是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这就是武宗迫害僧尼的原因。
　　其实，这条谶语出之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权力斗争。“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显然是说有以“黑衣”为标志的人要对李唐皇帝取而代之。如果宣宗代替武宗，只是李家内部由十八代到十九代的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这更进一步说明，武宗灭佛并非查杀宣宗。再者，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者并非始于唐武宗灭佛时。南北朝时，宇文泰就因为“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以黄代黑承运之象，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宇文泰)挟魏西奔，衣物旗帜并变为黑，用期讹谶之言。”《广弘明集》卷8《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不难看出，这是宇文泰对北魏改朝换代的手段。北齐皇帝也因“术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高欢)后，每出行，不欲见沙门，为黑衣故也。”《北齐书》卷10《高欢传》。齐文宣帝高洋崇佛，曾命“道士皆剃发为沙门”，致使“齐境皆无道士”。《资治通鉴》卷166绍泰元年八月条。但他还相信这种谶语，牵强附会的认为黑莫过于漆，漆与七同音，故而将其七弟高涣杀死。因此，如果说这是反佛者从政治上攻击、陷害佛教，倒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所以，这种谶语很容易发挥作用。唐武宗灭佛时，道士有意煽动武宗进一步灭佛，散布这种谶语，也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为什么就是针对唐宣宗呢!
　　第四，于先生说：“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恐怕根本原因也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之所，而又为宣宗隐藏付出了代价。所以，宣宗兴佛教实在有还原报恩之深刻动机在。故而才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兴佛于既毁之后。”
　　首先，应当明确，前一个皇帝灭佛，后一个皇帝兴佛，这不是唐代佛教兴衰的特点。北魏太武帝灭佛，文成帝即位就立即“初复佛法”《魏书》卷5《高宗纪》。。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很快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周书》卷7《宣帝纪》。。由此可见，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就大兴佛教，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的根本对立。多次灭佛都能很快得到恢复，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了，在中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往往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用暴力手段灭佛是不能持久的。代宗末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德宗曰：“叔明此奏，可谓天下通制，不唯剑南一道。”后经众臣议论，都官员外郎彭偃有理有据地补充了李叔明的意见。虽然“上颇善其言”，但因为“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旧唐书》卷127《彭偃传》。由此可见，即使认识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灭佛的措施也难以?实行。
　　杜牧(803—853年)是一个激烈的反佛者，但他又认为佛教“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宣宗即位，因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樊川文集》，第155页。。故而对佛教有所恢复。恢复佛教也是逐步的，有限度的，谈不上是“大兴”。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宣宗敕：“会昌季年，■省佛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改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储，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敕文中要恢复的寺宇，只限于会昌五年四月所废者，恢复的程度是“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者。这当然不能视为大兴佛教，至于说宣宗不顾大臣之恳切论谏而兴佛教，也不符合事实。
　　大中五年(851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七月，中书门下奏：度僧必须慎重。“乡村佛舍，请罗兵日(停止对吐蕃用兵后)修。”十月，中书门下又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切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这些对恢复佛教要考虑轻重缓急，还要量力而行的建议，宣宗都表示“从之”。《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六月十七日。大中十年(856年)十月，宣宗又下敕，指定于灵感、会善二寺设戒坛，僧尼只有在此二坛受戒才能得到公牒。可见对僧尼在数量上的恢复也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都说明宣宗不是不顾大臣的恳切论谏，一意孤行地兴佛，而是逐步地、有限度地恢复佛教。
　　其次，反佛者根本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盛行的理由，而且，还常常在论战中失败。例如，反佛者常说：“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而崇佛者则反驳道：“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实非通论。”《广弘明集》卷15《内德篇》。崇佛者把政治的盛衰归结为执政者本身，当然比反佛者归结为是否崇佛更能服人。另如，反佛者都认为：“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崇佛者则以事实驳斥道：“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遐迩。”《广弘明集》卷15《辩惑一》。显而易见，崇佛者的说理更为深刻。因为反佛者的软弱无力，所以，从南北朝到唐代，虽有三次灭佛，但佛教还是显示了不可阻挡的愈益盛行之势。
　　再者，灭佛也带来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著，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李德裕也说：“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李文饶文集》卷12《请淮南等五道置游奕船状》。有些还俗僧生活困难，扰乱社会秩序，被视为“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旧唐书》卷18下《武宗纪论》。的宣宗，恢复佛教，给这些人提供生活出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以上原因，宣宗恢复佛教，就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问题，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二　灭佛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经济问题当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间，傅奕就指责僧人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旧唐书》卷79《傅奕传》。。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兴佛，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不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唐中宗时，韦嗣立针对中宗“崇饰寺观”而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