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以后，又上书宪宗。宪宗道：“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旧唐书》卷160《韩愈传》。既然宪宗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不言而喻，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了。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伪内而华外”，大秤大斛进，小秤小斛出，靠欺骗发财致富；基层小吏，靠敲诈勒索聚敛财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层大官，假公济私，公开掠夺，“人不敢言”。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结果是“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樊川文集》，第154页。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正是背道而驰的。尔虞我诈，损国肥私，当然不利于巩固政权。这些被儒家指责者的所作所为，佛教认为事佛即可得福。这种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武宗灭佛也考虑到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他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旧唐书》卷18《武宗纪》。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唐太宗说过：“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贞观政要》卷10《慎终》。唐太宗的“文过于古”，就是学习了治国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谓的“以文理华夏”，自然也是这些内容。
　　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经疏》20卷进呈武宗，武宗阅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业；溺于邪说，是煽妖风。”还说：“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最后，他命焚烧此书，不得外传。在武宗看来，韦宗卿是国家官员，衣冠望族，理应宣扬儒家思想，但他却迷信佛教，“妄撰胡书”。显然，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政治问题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13页。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极其肤浅，不值得一驳，但能够屡次谈起，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这又说明，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四　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了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从而两教的地位也常有变化。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晋接触以后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拓跋■、明元帝拓跋嗣，“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焘“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道士)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行其术”《魏书》卷114《释老志》。。故而后又灭佛。
　　北周武帝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卷5《武帝纪》。后又灭佛。到了唐代，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决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又决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须更为先后”。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又决定：“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景云二年(711年)，睿宗又决定：“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唐会要》卷49《僧道立法》。这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不是偶然的。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其教义的理论深度远远超过道教，故而能够取得上层社会人士的信仰。从另一方面说，教义的某些内容也颇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例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说，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寄希望于来世。只要信佛，一切罪过，甚至死罪，也可以幸免。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见绌。
　　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佛教宣扬只要信佛，死后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而道教则扬言人可以长生不死，信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人死后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一个世界去，无法验证；长生不死则实在不能实现。这就决定在争取广大群众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黄永年：《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见《佛教与中国文化》。
　　长生不死虽然不兑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远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们总对长生不死抱有一线希望。同时，他们对道士所开的无法办到的仙药，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认为自己可以得到。例如，会昌五年(845年)正月，道士为武宗开的仙药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武宗却派人四处寻找。八月，又“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亦是被道士诳惑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由此可见，道士为皇帝炼制长生不死药的手段，确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事实上，确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清人赵翼总结说：“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也。”但是，唐代皇帝并未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又“以身试之”。太宗因服药后，“遂致暴疾不救”。“宪宗又惑长生之说”，服金丹而“暴崩”。穆宗信道士“饵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刘从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带采药。武宗更“早好道术”，即位后又召道士炼丹药，结果又为丹药所误而亡。宣宗虽然杀了道士赵归真，还有人劝他“方士不可听，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以致“疽发背而崩”。“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谓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廿二史■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视道士炼丹制药，几乎为其所误。
　　赵翼的论述颇为深刻。正是由于皇帝“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虽然在理论上难以战胜佛教，但在这方面却能迷惑执迷不返的皇帝。不难看出，武宗崇道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过排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
　　总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贪生之心太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到唐初虽已衰落，但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李渊家族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尊老子为李唐皇室的祖先。这样一来，道教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
　　佛教在教义上的优势，使道教难以匹敌。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优势排斥佛教。武宗灭佛正是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
　　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灭佛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赵归真在敬宗时受到重视，武宗早就和他相识。李德裕曾劝武宗说：“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在敬宗朝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