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社会变革内在规模还被歪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局限于表面，有的只是充满幻想或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出于一种反战、反政府情绪需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有些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失望，感到原来想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有很大差距，加上中国内部进行拨乱反正，又使一些研究中国学的人对中国进行盲目攻击。曾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夫•肯尼森夫妇把中国的落后说成“主要原因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记者巴特菲尔德写的《苦海余生》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攻击中国(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不过，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确有一批著名美国中国学家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奥克森伯格编著的《中国的发展经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艾伦•惠廷的《中国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内森的《集体领导的前景》等。这些著作较以往相比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很大提高。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和筹资发展”会议，与会中国学专家们一致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指出“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研究，努力提高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家关心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鲍大可和赖肖尔合编的《美国与中国：第二个十年》、费正清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被发现的中国：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等专著和论文。为适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需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美国应如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辩论异常激烈，1976年4月艾伦•惠廷提出采取“日本方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后，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称“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烦”(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同年7月，《加州大学学报》登载托马斯•汤普森的文章，提出美国应在台湾问题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的观点。8月的《大西洋月刊》刊载费正清文章《东亚：我们的一个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裂中国主张。10月，新当选总统卡特的对华政策顾问艾伦•科恩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为下届政府提出对华政策》的文章，认为摆脱当前中美关系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达成“一项中美协议，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但是不说明这个行动对台湾的含义”(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即“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注：《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拟订了对北京政权的新政策》，《纽约时报》1976年9月17日。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6页。)。可见，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连，反映战后美国汉学研究转型的基本特征，汉学研究与美国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有密切的联系，这是美国汉学区别于欧洲汉学的一个标志。

三、占据中心地位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向全世界展示她的真实面貌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中国的拨乱反正以及自1949年以来所有传统资料的对外公布，不但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创造了解中国的条件，而且也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1979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中国学研究已进入成熟稳定的学术化时期。在当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以后，学者们开始对自己所研究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反思，寻求、摸索新的研究途径(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超越历史学研究的界限，使“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起提供社会科学所由产生的学问和方法论的背景”(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与运用传统知识、传统理论研究的方法密切结合，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研究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同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出现新的模式。
1958年，费正清在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时曾主张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认识中国。所谓“历史的深度”，是指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历史；而“新的方法”，就是运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全面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为美国研究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该书多次再版，每次修订都有一定的变动，内容有所增加。在分析近代中国为什么没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原因时，费正清运用现代化理论批评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注：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美国学术界对《美国与中国》评价很高，认为费正清“在论述毛的中国与帝国传统之间所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这个宽泛的主题时，成功地介于专题史与通俗史之间”(注：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China”,Basil Blackwell,1988.p.166.)。称他“娴熟地将中国历史的主题与美国人理解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注：[美]霍尔：《美国对中国史研究三十年回顾》，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1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使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之中，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比较著名的有：孔斐力的《中华帝国末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国主义化和社会结构》、魏斐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施坚雅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7年》、弗朗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著的《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肯尼迪的《自强运动中工业的变形：李鸿章和江南造船计划》、杰罗姆•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1917—1937》、魏特夫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罗斯基的《华南的农村变革和农民经济》、兰金的《中国浙江省社会精英的活动和政治转变，1865—1911》、费维凯的《20世纪初在华的外资企业》、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其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多角度的、多元化的，具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各种特征。学者们注重地方史料的收集，把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将城市化与系统理论结合起来，为历史学家们从事地方和区域研究开辟重要途径。
许华茨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突破美国汉学界把“文化交流”等同于“文化阐述”的习惯手法，以独特视野向西方介绍严复对西方近代化运动的认识。他指出：“严复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