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正是在此基础上用一种最新又似乎是最常见的模式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他认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他把世界说成是“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他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是非洲文明”(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在论述儒教文明时，亨廷顿甚至毫无根据的把儒教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认为“这种联系将会向西方利益、价值观的权力提出挑战”(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提出后，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他的“文明范式”的主要结论是将未来冲突的焦点置于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和儒教国家之间，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他的观点，儒教与伊斯兰教必定联合对抗西方。这个论点缺乏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确定一个理论取向时，必须考虑到与这个理论相关的实际内涵，考虑每一个文明段包含的基本要素、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以及这些内涵与冲突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胆吸引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是可以相互兼容的。
与“文明的冲突”相呼应的另一种论调“中国威胁论”，差不多同时出现，1992年9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发表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的文章，不久，美国的一些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中国威胁论”文章，攻击中国加强国防是为了“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后会对亚洲国家构成威胁，“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敌人”(注：吕其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2期。)。1995年初，美国“兰德公司”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接而连三地提出“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他们鼓吹“中国是一个存在着的威胁，大得太可怕了”(注：[美]钱达：《对龙的恐惧》，《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8月号。)。他们建议美国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来考虑，不管是“文明冲突”也好，“中国威胁”也好，都是一些人利用中西文化差异，试图重建冷战后新的国际对抗，而且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假想对手。
实际上，中西文明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有融合。“儒家文明本身是一种世俗文化，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尽管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价值观的分歧，但它对西方文化的涵化和吸收构成了鸦片战争后的一个重要趋势”(注：《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60页。)。鉴于中国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研究儒学的热潮不会停止，它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必将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当今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研究范围更加扩大，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问题，还研究法律、文学、语言、艺术、医学、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各种问题，可以肯定，21世纪美国中国学研究必将出现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