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较少，但它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和方向却令人关注。程歗、张鸣的《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颇具代表性。论文突破了传统的“教案”和“反洋教”研究模式，借助社会文化学方法和社会心理学方法，以近代教案为切入点，对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基督教从其目的、行为、本源、人格画象传播后果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然后，又从文化心理角度揭示了如此洋教观所表述和所说明的深层内容。最后，对近代乡村社会洋教观的成因作了分析。文章认为，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各种讹言和教会自身行为的交互作用，在人们内心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判断和思维定势，从而“讹传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使“教案达到了如此的广度和烈度，”因此，它既是乡村民族主义觉醒的一种表征，又为民族意识的近代化造成了障碍。论文的主题和方法论，似乎都具有一种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向性意义。
    晚清乡村社会在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传统社会中成型的教化模式不能不发生变动，与此相应的乡村民众的生活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取向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往此类研究主题不是宏观的叙述，就是多集中于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几近于无。王先明、尤永斌《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有助于这一方面研究的展开。论文认为，近代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流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的二元结构不同，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在教化组织形式、教化内容和教化主体上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向。而且，晚清乡村教化体系变动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它同样是导致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梁漱溟曾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乡村文化建设”思想与实践有着十分重要地位。半个多世纪后，对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却又构成了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研究的内容之一。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即以其“乡村建设旨趣”、“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乡村建设的具体方案”、“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的争论”、“乡村建设的误区与现实启示”六个主题，对梁漱溟的“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对其历史作用和影响作了客观评述。近代乡村文化建设曾被梁漱溟看做是关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如果抛开其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及政治偏见不论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中国乡村发展道路在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地位。因而，对于梁漱溟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其实也是我们深入探究近代乡村社会文化主题的重要一环。
4.)近代乡土意识、农民意识与社会心理等研究。对于近代乡村民众的群体意识和社会心理研究的专题论文较少，却出现了一批很有新意的著作。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在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访谈的人类学方法，从个案研究入手解剖了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演变的情状，成为具有社会史和心态史特征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一百多年间，农民文化被推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旧传统”，但包括农村和农民在内的中国社会最终还是在朝向现代的大道上迅猛迈进。因此，现代性其实既有与传统性相延续的一面，也有其自身突生性的一面。此书即从农民社会心理嬗变方面提供了有力佐证。（见该书第23页）张鸣所著《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一书，把农民意识置于重大历史事件坐标系中进行了深入解剖，纵向上以历史事件与农民意识的互动及其变迁为主脉，横向上则突出其主体意识内容的特征及其时代高度。该书一方面提出了具有新意的“乡村民族主义”概念，另一方面又着力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农民存在着接受现代化的可能性等问题。
     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以专题研究方式对晚清时期乡里民众的日常生活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意识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精英阶层的先进思想与乡土意识之间的特殊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体系。作者认为乡土底层的情绪、要求和呼声，总构成思想家们创构各种学说的养料和依凭，影响着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方式。民众意识对先进社会思潮，既有促进、推动作用，又处在互不协调的状态。（见该书第324页）该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以往的研究一般关注的是上层人物个体的思想、学说，而此书则试图做出由个体思想家的研究推向民众群体意识研究、由中上层思想文化研究推向民间思想文化研究的努力。
    5．）近代乡村婚姻、家庭与风俗研究。婚姻、家庭和风俗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以往以事件史、运动史和革命史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领域。研究者注意到，传统婚姻制度、婚姻方式的变动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近代婚姻的变动及其状况也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特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对华北区域的乡村婚姻变动研究上，如徐永志的《近代华北民间婚姻述论》（《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郭亚萍《清末民初山西婚俗变迁》（《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徐文着重论述了近代文明婚姻观念和婚礼的萌发、发展状况，同时也对近代婚姻的区域特征作了分析，认为与华南相比，华北男子婚姻年龄偏低，为全国早婚之最；在性别构成、夫妻年龄构成上，除南北之差别外，华北地区的山西与其他地区也有着明显不同。在择偶标准上，主要变化是由重门第变为重财礼；新旧婚礼并行，既体现着在中西文化冲突和新旧时代转折中的城乡差异，也体现着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向差异。郭文的主要观点为：清末民初山西婚俗变化一是婚姻程序由繁到简，二是文明婚礼开始在乡村出现。
     对于近代华北乡村中的早婚现象研究，主要有傅建成的《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早婚现象》（《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论文以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四省区为范围，以县志和民国时期社会学者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订婚年龄与结婚年龄、早婚现象的内部差异、早婚的影响及原因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与研究。论文认为，早婚现象在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