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区别的碾子坡类型和其他类型。[70] 
    最后还应该提一下在青海湖西侧柴达木盆地东北部的诺木洪文化，1959年发掘这种文化的搭里他里哈遗址。[71]。其年代上限应该在距今3000年以前，下限可能在前1千纪的下半叶。文化上保存有齐家文化的因素（陶器上的横篮纹），从陶器和青铜器上看和卡约文化有联。
    从上面简单的概述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在齐家文化衰亡后，有一个相当广大的考古空白区，但随后兴起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都延续到东周，不再有空白期段。即使是齐家文化后的空白期，似乎也不应理解为该地居民的撤离和文化的中断，而应设想为，居址变小和密度降低到目前田野考古尚不易发现的程度。否则继而兴起的文化就不会都表现出和齐家文化的不同程度的渊源关系，都使用双耳罐、袋足分裆鬲。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该地区在夏商以后的文化发展是一种分化的态势。从统一的齐家文化分化为各个互不相同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一个层次的分化。而每种文化又区分为不同的地方性类型，这是又一个层次的分化。
    俞伟超已经指出，甘青地区的这些商周时代的文化，是史书上称为“西戎”和“羌”的人群所遗留。[72]中原民族把非华夏血统的好战的异族统称为戎，是从西周开始的。“西戎”是对西方之戎的统称，主要构成就是羌人。《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强调他们是从事牧羊业的。其族称大概也是得名于此。西部地区在大暖期结束后养羊业发展起来。已经发掘过大批墓鲽的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中，都有殉牲习俗，且都以羊为主，[73]就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在商代后期东进到关中地区的碾子坡类型的遗址，也出土大量的牛、马、羊骨，而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少而简单。[74]青海湖以西的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大量的兽骨和毛皮制品，晚期还发现大型圈栏和稗牦牛陶塑。说明该地不仅饲养山羊、绵羊，还饲养藏牦牛。牧业很发达。不过，目前还没有从考古上确定西部地区何时开始有骑马术。《诗·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如为史实，则推测西部地区可能在商代也已知骑马术，再加上墓葬殉牲中常见的狗，养羊业应该有长足的发展。不过，考古学文化上的分化趋势，和《后汉书·西羌传》记戴的“戎本无君长”，都说明他们社会发展的滞后和组织的分散，自然会限制畜牧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如果相信《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无弋爰剑在秦厉公时（前580-573年）由秦国亡归诸羌中，“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 又《左传·襄十四年》载原居瓜州之姜戎氏被秦人所逐而归晋，晋惠公。（前650-637年）赐以南鄙之田。“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不侵不叛之臣。”则羌人到春秋时还未必有专业化的游牧业。
    殷墟甲骨文中常见商人对羌作战和俘获羌人，并以为人牲的卜辞。这和殷墟时期商文化和刘家文化同时分布到关中地区是相应的。羌人在周人的形成和建立王朝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和周人的关系很密切，在西周前期，一方面可以看到像宝鸡竹园沟那样的有很强寺洼文化色彩的西周贵族墓；[75]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进入寺洼文化分布区的周人墓。[76]但到西周晚期，是姜姓的申侯联合了西戎中的犬戎攻杀了周王，“居于泾渭之间”（《史记·匈奴列传》）迫使周的重心东迁到洛阳地区。这是西戎对中原最富攻击性的时期。后来秦国在西戎中兴起，逐步征服了一部份西戎，使甘肃东部的毛家坪秦人聚落中和宝鸡地区的战国秦墓中都出现了显然是戎人的铲足根袋足鬲，这表明西戎的一部分在春秋以后融入了秦人之中，而河湟地区的保持独立的羌人（应该还有氐人，但在考古学文化上还不知如何区别），仍分为多部，不相统属。所以《西羌传》记秦孝公时使太子驷率戎狄朝周显王，竟有九十二国之多。
    这个时期这个地区的青铜器仍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来自中原的以青海西宁朱家寨卡约文化遗址发现的二里岗上层的铜鬲[77]和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戈、镞、三角援戈[78]为代表。北方系青铜器已发现的还不多，但很有特点。如多矛、多管銎阔体战斧，有造型奇异的多孔“钺”，[79]都不见于其他地区。表明本地应有自身的铸造业。
中部地区
在中部，朱开沟遗址结束后当的土著文化也一个“间歇期”，北上的商文化随之也急剧南退了。随之而发生的是北方系青铜器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中部和东部有了很广泛的分布。[80]前一种情况或许可以用气候的干冷化使从事农业的居民不得不向南退走来解释，但我们还必须解释那些遗留下北方系青铜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田广金曾经设想，“朱开沟文化晚期（距今3500年）出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之后，这个农牧结合型文化便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发展成陕西北部的李家崖文化。”[81]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此，还未经类型学的严格论证。1997年在内蒙古的清水河县西岔村的发掘，发现了年代上和李家崖文化大体相当的遗址和墓葬（该遗址第三期遗存，而层位上早于此的第二期遗存可归属朱家沟文化），而有“西岔文化”的提出。[82]在清水河县的老牛湾村、埋坟焉村和碓臼沟也发现了西岔文化的遗存。[83]既然在南流黄河的东岸和西岸一样存在着晚商到西周的另一种文化，而且西岔遗址的陶器和生产工具和房址表明居民仍是定居并有农业的。朱家沟人向南移动成为李家崖文化的设想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西岔文化的青铜器是墓葬中出土的，加上采集品，已发表了管銎斧、刀子、銎内戈、空首斧、锥、耳环（弹簧式和一端砸扁式两种）、扣七种（图二），而且还在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批陶范，可辨的器形有管銎斧、短剑、空首斧等。这对弄清这一地区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归属有重要意义。李家崖文化过去发表的发掘简报中没有北方系青铜器的报导，[84]吕智荣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过在李家崖古城遗址中发掘的一批墓，绝大多数无随葬品，有三座墓各出一件兵器。[85]但语焉不详，至今也未发表器形。现在从西岔文化的情况来看，过去清涧和绥德一带收集到的商代北方青铜器，[86]比较肯定应属李家崖文化。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清涧的张家孤和解家沟发现的直线纹青铜簋[87]和中原商周铜簋形式不同，而是和李家崖文化中的高圈足敞口陶簋[88]相似。从西岔的情况来看，李家崖文化的居民也有自行铸造青铜器的能力。
    李家崖文化在陕西分布的南界还不清楚，在甘泉史家湾的发掘表明，这里的“西周遗物”（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早到商代）已经不属于李家崖文化了。[89]
    山西过去发现过很多和绥德、清涧很相似的混有殷墟式青铜器的北方系青铜器，李伯谦据以提出了“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的概念。并将这些青铜器分为五期，年代自盘庚至帝辛。[90] 山西吉县上东村的青铜器是明确出于墓葬中的。[91]吕梁县桃花庄的青铜器据报道也出自墓葬，“墓只留下竖穴腰坑残迹，还见到两尸骨”。[92]石楼县义牒发现的青铜器也伴有人骨，应出于墓中。[93]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在太谷白燕发掘时曾发掘过一座已盗的墓，残存一件一端为云形片状的金耳饰。[94]但是只在义牒的发现伴有一件树皮般浅乱绳纹的陶罐，不足以判定在山西境内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是否也属李家崖文化。虽然，石楼后兰家沟[95]、永和下辛角村[96]、吕梁片罗村[97]都发现和清涧寺焉[98]相同的金质云形耳饰；石楼桃花庄出土的直线纹簋[99]与清涧张家孤和解家沟型式相同；柳林县高红（山）H1出土的陶器和李家崖、薛家渠相似；[100]都可以作为山西境内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也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间接证据。但金质云形耳环在陕西淳化的黑豆嘴也出过，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