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鬲就显非李家崖文化的。[101]所以，毕竟需要做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
    从文献史料看，春秋时代的中国北方戎狄非常活跃。《左传》中“戎狄”是一个泛称，而在陕、晋、冀地区主要是指群狄。狄又有白狄、赤狄、长狄之分，赤狄又有廧咎如、潞氏、甲氏……之分，不相统属且彼此攻击，但对华夏诸国有很强的侵略性。伐邢、入卫、灭温、伐郑、败周师、侵齐、侵鲁等记载不绝于史。晋国处于群狄围绕的形势，所谓“狄之广漠，於晋为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故对狄战争尤为频繁。到前594-593年灭了今晋东南地区的赤狄黎氏、甲氏等国，前541年在今晋北“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才取得了对狄的决定性胜利。对狄战争的重心转向河北北部的鲜虞（白狄之一支）。白狄本来分布在南流黄河以西，所以晋国对秦国国君说：“白狄及君同州”（《左传·成公十三年》）而曾流亡于狄地十二年的晋文公重耳自述曾“从狄君以田渭滨”（《左传·僖公十四年》）。其远抵冀北是春秋晚期之事。
    史称“狄，隗姓也”（《国语·周语中》富辰语），重耳娶廧咎如之女称“季隗”亦可为证。以周之姜姓源于商代的羌人，羌方为例，则周之隗姓源于商代之鬼方。从《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和武丁后期卜辞结合分析，鬼方被征伐后已加入商王为首的军事联盟。鬼侯成为纣的三公之一。[102]
    周人在商代对鬼方采取过军事行动，故《古本竹书纪年》称“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隗姓的狄人一部分在周初的大征服中降伏于周，故封晋国始祖唐叔时曾分予“怀（即“隗”的假借字）姓九宗”（《左传·宣公四年》）也就是很多隗姓的宗族。而西周时北方的狄人仍是周王及其诸侯的重要军事对手。河北元氏县出土的西周初的臣谏簋铬文：“唯戎大出[于]氐，邢侯搏戎。”以春秋初年狄伐邢而导致邢国迁徙来推测，周初封邢是抵御狄人的重要据点，邢侯所搏之戎就是隗姓的狄人。[103]著名的小盂鼎铬文记载了周初一次伐“鬼方”的战果：“获或四千八百□十二或，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两，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十八羊。”可以看出鬼方的马、牛、羊并不比华夏各国多，显然不是专化的游牧部族。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李家崖文化（或包括全部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就是鬼方遗存，但特别难解的是山西全境的“绥德—石楼类型青铜文化”从来没有发现和西周礼器、兵器共生的例子。而且，山西也没有发现过一个西周至春秋的狄人的遗址或墓地。这说明现在在这个时段中的山西考古工作还有很大的缺环。目前可以作为线索的只有两项资料，一是1963-1987年在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的千余座两周之际到战国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不太多的非晋式陶器。[104]另一是在灵石县旌介村殷墟式与北方系青铜器共存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非商式陶鬲（M2；4）。[105]这件鬲实际可以和晋中地区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杏花村六期二段陶鬲（如H309；1），相当于殷墟早期的杏花村墓地的某些鬲（如M4：1）排成一个演进系列。[106]而和上马墓地的部分非晋式鬲连接起来（图三），这种鬲显然和李家崖文化的代表性的鬲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所以我设想，在山西的中南部其实存在一个和李家崖文化平行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这须要今后田野工作来验证。
    关于白狄，《潜夫论·志氏姓》“亘姓白狄”，亘是恒字用于“恒娥”一词时的异体写法，非姓氏。而《谷梁传·昭公十二年》范宁注：“鲜虞，姬姓白狄”，《潜夫论》中的亘字很可能是姬字传写之误。同为姬姓之周人在起源上和李家崖文化起源上有无某种联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题目。
    有两秕遗存应予特别重视。一批是1984在陕北米脂张坪发掘的四座墓。[107]都是仰身直肢，头北。其中有随葬陶器的三座墓都是鬲、豆、盆、罐的周式组合。但鬲绝非秦式，而和上马墓地的晋式鬲相近，罐却瘦高不似晋的罐。参照上马墓地的分期，三墓约为春秋早期到中期。可定为春秋中期的M2中既出中原式的圭道戈，又出北方系的带扣和三棱镞。当时陕北既非秦地，亦非晋地，则这种既有周系文化色彩、又有地方特色的遗存的族属，很值得玩味。
    另一批是1998年在内蒙清水河县西麻青村发掘的19座墓。[108]仰身曲肢为主，仰身直肢次之。头北。殉牲现象普遍，一般用羊肢骨。陶器为鬲、罐、盆的组合，鬲和张坪相似，而年代稍早。罐形特殊而有的肩有小双耳。墓中出北方系铜带扣和弹簧式耳环，料珠项链、骨簪等。这批墓看来和张坪不是一个文化类型，而是年代上大体平行的另一类遗存。
    这样的遗存启发我们：狄文化并不一定是和周文化全然相异的文化，本来李家崖文化和西周文化就有相通之处的。而且不能把狄文化想像为只有白狄、赤狄两支，他们可能和西方的羌人一样，也是多分支的。
东部地区
燕山以北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结束，伴之以距今3400-3300年达来诺尔湖的湖面缩小，湖滨发育的地层中夹有风砂透镜体。[109]由孢粉分析得知草本植物占优势而木本植物只有松属[110]。宋豫秦推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规模农垦导致了西辽河流城的沙质荒漠化[111]，这可能是使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衰退后文化遗址十分稀少的原因。但这个地区的赤峰牛波罗[112]、克什克腾旗天宝同[113]、翁牛特旗头牌子[114]都出过殷墟式青铜礼器，而且还有商代晚期到周初的北方系青铜器及其石范发现于赤峰地区。[115]它们是何人所遗，尚待探究。
经过了大约400年的间歇期，生态系统大概逐渐得到自我恢复了，距今3000年左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此兴起。这种文化在人种和文化因素上都有源自东方下辽河地区的高台山文化的迹象[116]。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半农半牧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文化。但遗址的规模、房址密度和文化堆积的厚度均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农具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样有清理林木用的石斧，翻耕用的木耒（灰坑壁上的痕迹）和收割用的石刀，但中耕工具很少，农业显然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粗放。除建平水泉遗址中的一个窖穴中残存0.64米的炭化谷物（鉴别出粟、稷两种），[117]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和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中均发现保存炭化谷物的祭祀坑[118]。家畜以猪为主。大山前遗址所获的162块可鉴定动物骨骼中，猪占599%，狗12.96%、牛12.96%、羊11.73%，马和马鹿各一例。[119]可见畜牧业并不是很发达，更非游牧。该文化已知骑马术并已掌握马车。
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像小黑石沟石椁墓这样的大墓[120]随葬400多件（组）器物，其中中原式青铜礼器就有商末周初到西周晚期的共15件。其中还有许季姜簋。该地这样的大墓不止一座，还收集到有长铭的懿王时期的师道簋，[121]应该也是大型墓的随葬品。这类墓在规模上不亚于同期中原中小诸侯的墓。
夏家店上层文化很早就被误认为东胡遗存，虽然越来越多新出的证据表明这种见解的荒谬，但先入为主的成见仍影响着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不少人。其实，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是山戎的遗存。[122]这种文化在春秋早期后明显的衰退，应该和齐桓公北伐山戎的军事行动有关。
在努鲁儿虎山以东，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后，生态环境变化辐度可能不是很大，故继而即有魏营子文化兴起。这种文化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这种文化既有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继承的方面，又有来源于高台山文化的成份，又有来自朱开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影响。北方系青铜器也屡有发现。[123]在大小凌河流域发现过二里岗上层的商式青铜器，[124]究竟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还是属于魏营子文化的还不清楚。但多批晚商至西周前期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