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第4、5、6节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第四节 封建制的层级
西周早期不见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号，并非意味着西周没有层级的位序。正如顾立雅（Creel）指出，为了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分封方式，会逐渐制度化而衍生春秋时代分明可见的贵族礼仪（H.G.Cree1，1970：341—342）。实则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己渐渐发展成形。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有商王王陵同级的大墓出现。由现有的资料分类，最高一级的大墓是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室大而深，都有槨室和南北墓道，殉葬的礼器与兵器都甚丰富，有车马坑埋车马。人殉的例子仅一见。中型墓，见于陕西宝鸡、岐山、长安，河南洛阳、浚县，河北房山、昌平诸处，共二十余座，规模比大墓为小，都有椁有棺，有的并且重椁。河南洛阳东郊的中型墓并有墓道。一般都有随葬的礼器和车马器。大多数中型墓中的礼器因被盗而不能确知器类组合。最常见的为鼎、及鬲。墓中常有兵器，当属于中等贵族。中小型墓则一般无墓道，墓室皆作长方竖穴。随葬器物少于中型墓，大部分不出车马器。这些墓葬的主人大约有末级的贵族，也可能是较富裕的平民。西周早期小型墓，由已发表的资料计算，有140座左右，将近中型墓与中小型墓总和的两倍，其面积均甚小，长方形竖穴以有棺无谆者为多。随葬品为数甚少，大都是陶器，一般不见铜礼器。有些全无随葬品，甚至连附身之棺也没有，只用席子裹尸。这四种墓葬，代表了社会上的四个阶层，但是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6—202）。
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郭宝钧，1959：11，43—59）。《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豖、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豖、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均有记载。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由附表（图29，图版16）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05；杜乃松，1974；邹衡，1974；史明，1974）。表中未列陕西张家坡第222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考占研究所，1962：122），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史言，1972），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表中所列的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缺了一殷。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棺。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单棺有椁。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出土礼器为一鼎一。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出土有一鼎而无。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以上均见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12）。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
第五节 主从关系
礼仪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策命礼，经由这个典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的关系。事实上，铜器
注：此墓为合葬，墓室大小、车马坑以及人殉等都不便计算。
铭文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策命礼的纪录，文献中的资料，《尚书》诸篇，全为浩命，《诗经》“大雅•江汉”及“常武”两篇是策命的韵文。《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举蔡仲一段，也属策命的节录。春秋以后，策命仍不乏见于记载，齐桓晋文两次朝觐，都有王室的策命，其文辞仍一贯的保存了西周策命的格式与语气。
传统经学中治礼的学者，根据三《礼》及《左传》、《尚书》，颇致力于周代王室礼仪的考证。由现存的金文资料，齐思和、陈梦家有系统的重建了周代策命礼的一般细节（齐思和，1947；陈梦家，1956：98—114）。策命礼通常在王宫的大室或王朝的宗庙举行，也偶尔可在臣下的宫室举行。王在天未亮（昧爽）即到达行礼的地点，天一亮（旦）王就在行礼的“大室”接见受赐臣下。所谓大室，当即行礼所在宫室宗庙的正殿，本书第二章描述歧山凤雏村周代建筑，前堂后室，堂前有庭，当即可用以说明大室与中庭的位置。
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
行礼时，受命的臣下，由其傧相（右）导引入门，立于中庭，王则南向立于东西两阶之间。策命是预先书就的简册，由秉册的史官宣读
西周早期不见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号，并非意味着西周没有层级的位序。正如顾立雅（Creel）指出，为了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分封方式，会逐渐制度化而衍生春秋时代分明可见的贵族礼仪（H.G.Cree1，1970：341—342）。实则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己渐渐发展成形。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有商王王陵同级的大墓出现。由现有的资料分类，最高一级的大墓是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室大而深，都有槨室和南北墓道，殉葬的礼器与兵器都甚丰富，有车马坑埋车马。人殉的例子仅一见。中型墓，见于陕西宝鸡、岐山、长安，河南洛阳、浚县，河北房山、昌平诸处，共二十余座，规模比大墓为小，都有椁有棺，有的并且重椁。河南洛阳东郊的中型墓并有墓道。一般都有随葬的礼器和车马器。大多数中型墓中的礼器因被盗而不能确知器类组合。最常见的为鼎、及鬲。墓中常有兵器，当属于中等贵族。中小型墓则一般无墓道，墓室皆作长方竖穴。随葬器物少于中型墓，大部分不出车马器。这些墓葬的主人大约有末级的贵族，也可能是较富裕的平民。西周早期小型墓，由已发表的资料计算，有140座左右，将近中型墓与中小型墓总和的两倍，其面积均甚小，长方形竖穴以有棺无谆者为多。随葬品为数甚少，大都是陶器，一般不见铜礼器。有些全无随葬品，甚至连附身之棺也没有，只用席子裹尸。这四种墓葬，代表了社会上的四个阶层，但是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6—202）。
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郭宝钧，1959：11，43—59）。《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豖、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豖、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均有记载。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由附表（图29，图版16）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05；杜乃松，1974；邹衡，1974；史明，1974）。表中未列陕西张家坡第222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考占研究所，1962：122），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史言，1972），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表中所列的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缺了一殷。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棺。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单棺有椁。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出土礼器为一鼎一。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出土有一鼎而无。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以上均见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12）。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
第五节 主从关系
礼仪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策命礼，经由这个典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的关系。事实上，铜器
注：此墓为合葬，墓室大小、车马坑以及人殉等都不便计算。
铭文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策命礼的纪录，文献中的资料，《尚书》诸篇，全为浩命，《诗经》“大雅•江汉”及“常武”两篇是策命的韵文。《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举蔡仲一段，也属策命的节录。春秋以后，策命仍不乏见于记载，齐桓晋文两次朝觐，都有王室的策命，其文辞仍一贯的保存了西周策命的格式与语气。
传统经学中治礼的学者，根据三《礼》及《左传》、《尚书》，颇致力于周代王室礼仪的考证。由现存的金文资料，齐思和、陈梦家有系统的重建了周代策命礼的一般细节（齐思和，1947；陈梦家，1956：98—114）。策命礼通常在王宫的大室或王朝的宗庙举行，也偶尔可在臣下的宫室举行。王在天未亮（昧爽）即到达行礼的地点，天一亮（旦）王就在行礼的“大室”接见受赐臣下。所谓大室，当即行礼所在宫室宗庙的正殿，本书第二章描述歧山凤雏村周代建筑，前堂后室，堂前有庭，当即可用以说明大室与中庭的位置。
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
行礼时，受命的臣下，由其傧相（右）导引入门，立于中庭，王则南向立于东西两阶之间。策命是预先书就的简册，由秉册的史官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