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第4、5、6节(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有时秉册是一人，宣读是另一人。王在当场命令宣读，其口头命令也记入策命中。策命的命词，则以“王若曰”为起句。策命详简不一，其内容通常包括叙述功劳，追述先王与臣下先祖的关系，列举赏赐实物及官职的项目，以及诫勉受命者善自步武先人功烈。以大盂鼎为例，这几段即完全不缺。《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组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接着列举韩侯觐后受赐车马服章，也正合上述策命金文的体例。行礼常在宗庙，诫勉之词常引述祖德，凡此均可反映策命礼是如何的传统化了。成康之世，周王往往亲命，成康以后，则由近臣内史或尹代王宣命，也足以反映策命礼渐走向形式化的方向。
至于赏赐礼物与恩命的内容，如由一百六十余件有赏赐的金文铭辞统计，赐赏臣下赤市、朱黄、玄衣、赤舄一类服饰有六十余器，赏赐车马及其附件（攸勒）或旂章弓矢的各二十余器，赏赐土地奴仆和玉器的各十余器。是以赏赐也有一定的差别（史明，1974：88，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注4）。在礼仪制度化时，象征性的赏赐与实物的赏赐同样可为受者珍视。周人策命礼中大量出现特权象征的服饰旅章，正说明了封建结构已有明确的阶层分化。
不仅王对臣下有策命，诸侯对臣下也可有策命。如《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即是晋侯对臣下的策命。有一件成康时代的麦尊，记载井侯接受了周王的策命与赏赐，井侯为此对于井侯自己臣下作册麦也赏赐以金，麦为此制作这件铜尊，以为纪念（白川静，1965B：629—644）。又如耳尊：“侯各于耳□侯休于耳，易臣十家。长师耳对扬侯休，肇乍京公室彝。”（白川静，1965A：580—583）“耳”是“京公”封在“长”地的属下，接受侯的策命。王对诸侯或高级贵族有策命，诸侯及高级贵族对自己臣属也可以有策命。阶层化的结构显然已逐渐形成了。
“委质为臣”即是确定新主从关系的手续。周礼对于宾主双方接受贽礼的形式极为注重。平等的两方互赠礼物，不外肯定友谊。策名委质，则相当于确定君臣的关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要求他召回跟从公子重耳的两个儿子。狐突的答复：“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可见策名委质的礼仪，正为了确定主从之间的君臣关系。一旦委质，虽死不贰。《国语》“晋语九”，晋师围鼓，执鼓子，有鼓子的臣属夙沙釐，自动跟随故主，他的理由：“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夙沙釐认自己是鼓子的臣属，不是“鼓”这个地方的臣属。其君臣关系不系于封国，而系于封君（杨宽，1965：360—364）。在这一制度下，君臣关系是特定的，不是由宗族血亲的关系下衍生。狐突不能干涉二子委质于重耳，正表示君臣关系乃是个人间的约定，不能继承祖先的关系。
更有可注意者，这种层级隶属关系的向下延伸，不仅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封建的主从与宗族的关系也是相重叠的。赏赐的恩命，由父子相续，孟：“盂曰朕文考眔毛公仲征无，毛公易朕文考臣，自厥工，对扬朕考易休，用宦兹彝乍厥，子子孙孙其永宝。”（白川静，1966B：31—33）是则父亲立的功劳，父亲亡故了，遂由儿子代父接受。兄弟对于大宗也是相当于臣属的地位，豦：“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易厥臣弟豦井五匙，易表胄干戈，豦弗敢望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乍且考宝彝。”（白川静，1966C：98）此处君公伯与厥臣弟对称，伯是长支，弟仍“对扬伯休”称颂长支的福祉，再为祖先制作尊彝。大约弟支的祖先并不包含在长支之内，是以弟当不是公伯的亲弟，弟大致是小宗对大宗自称。另一件是父子间赐与的例子，效尊：“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乡于王，王易公贝五十朋，公易厥顺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杨公休，用乍宝彝。乌，效不敢不迈年，夙夜奔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白川静，1966C：86—89）此“公”锡儿子“效”受之于王的贝，“效”大约不是承嗣的儿子，遂对父亲不仅当作父，也当作君。而且自矢忠诚，当系对于大宗的臣属关系。本章前文曾引了沈子也，沈子是周宗（即鲁族）的小宗，正与效尊之情形相似。凡此诸器铭文，均说明了封建层级关系在成康以后己兼跨于君臣及宗族两方面了。
单纯由金文的策命纪录中看，似乎周王对于臣属只是赏赐礼物及土地人民。臣下对君主的回报，在金文中最常见的是恭谨的颂扬与祝福，所谓“对扬王休”，并且自矢子子孙孙永远以君主的恩命为荣宠，永远宝用这件器皿，以为纪念。君臣关系应当有比较更实质的内容。臣下由君主处取得的任务，诚然只是由赏赐而肯定。除此之外，诸侯还各别的接奉特殊的使命。如《左传》定公四年，诸侯的任务是“以藩屏周”，晋侯的使命是“使之职事于鲁”，也就是以鲁地的资源担任为周室屏藩。齐侯的使命，据《左传》值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亢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诸侯一般性的义务，不外军赋与贡献，军赋是对于周王提供军力，参加周王的征伐。班铭文，吕伯吴伯都须以其族，作主帅“毛父”的左右翼，共同担任征服东国的任务（郭沫若，1972）。又如大保铭，王降征命于大保讨伐彔子；明公铭，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均属此种征发之例（白川静，1962A：61；1963：133）。又如《诗经》“大雅•韩奕”，燕师代韩筑城；“大雅•崧高”，召公为申伯彻土田；也当是守望相助的例证。贡献之例，如《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口实，楚人也避重就轻，承认有罪，是各国方物之贡，似有常例。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争贡赋轻重：“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更明说周有班贡的制度。对于王廷的臣工，使命尤为明确，重要的职务，如毛公鼎铭文简直就是任毛公为当朝首辅的职务（白川静，1970A）；次之则盠方尊，盖奉命职司六师与八师，以及司土司马司工三有司，俨然文武兼管的大臣（白川静，1967C：314—317）；更次之，则奉命管理林牧及仆御臣妾诸项事务（白川静，1967C：311）。
据文献资料，诸侯受王命发遣，有命圭为信物（图版17）。《诗经》“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又如“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据《周礼》“考工记•玉人”郑玄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似非无因而发。《国语》“周语上”：“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车服旗章，常见于金文；贽币为贽；瑞节，即命圭一类的信物。在命圭上，大约明白记载任务及官职的名称。《国语》“吴语”：“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则命圭的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诸侯的命圭，属于“国宝”，如《左传》文公十二年，“郕……大子以夫钟与郕圭来奔。”郕太子携郕国的信物出奔，正如后世官员必须印不离身。甚至卿大夫也有命圭，《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预注：“珪，守邑信物。”征之上文策命也可行于诸侯与其臣属之间，卿大夫有命圭也就不足奇了（杨宽，1965：354—356）。
夏鼐考察商代玉器，利用发掘得来的资
至于赏赐礼物与恩命的内容，如由一百六十余件有赏赐的金文铭辞统计，赐赏臣下赤市、朱黄、玄衣、赤舄一类服饰有六十余器，赏赐车马及其附件（攸勒）或旂章弓矢的各二十余器，赏赐土地奴仆和玉器的各十余器。是以赏赐也有一定的差别（史明，1974：88，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注4）。在礼仪制度化时，象征性的赏赐与实物的赏赐同样可为受者珍视。周人策命礼中大量出现特权象征的服饰旅章，正说明了封建结构已有明确的阶层分化。
不仅王对臣下有策命，诸侯对臣下也可有策命。如《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即是晋侯对臣下的策命。有一件成康时代的麦尊，记载井侯接受了周王的策命与赏赐，井侯为此对于井侯自己臣下作册麦也赏赐以金，麦为此制作这件铜尊，以为纪念（白川静，1965B：629—644）。又如耳尊：“侯各于耳□侯休于耳，易臣十家。长师耳对扬侯休，肇乍京公室彝。”（白川静，1965A：580—583）“耳”是“京公”封在“长”地的属下，接受侯的策命。王对诸侯或高级贵族有策命，诸侯及高级贵族对自己臣属也可以有策命。阶层化的结构显然已逐渐形成了。
“委质为臣”即是确定新主从关系的手续。周礼对于宾主双方接受贽礼的形式极为注重。平等的两方互赠礼物，不外肯定友谊。策名委质，则相当于确定君臣的关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要求他召回跟从公子重耳的两个儿子。狐突的答复：“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可见策名委质的礼仪，正为了确定主从之间的君臣关系。一旦委质，虽死不贰。《国语》“晋语九”，晋师围鼓，执鼓子，有鼓子的臣属夙沙釐，自动跟随故主，他的理由：“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夙沙釐认自己是鼓子的臣属，不是“鼓”这个地方的臣属。其君臣关系不系于封国，而系于封君（杨宽，1965：360—364）。在这一制度下，君臣关系是特定的，不是由宗族血亲的关系下衍生。狐突不能干涉二子委质于重耳，正表示君臣关系乃是个人间的约定，不能继承祖先的关系。
更有可注意者，这种层级隶属关系的向下延伸，不仅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封建的主从与宗族的关系也是相重叠的。赏赐的恩命，由父子相续，孟：“盂曰朕文考眔毛公仲征无，毛公易朕文考臣，自厥工，对扬朕考易休，用宦兹彝乍厥，子子孙孙其永宝。”（白川静，1966B：31—33）是则父亲立的功劳，父亲亡故了，遂由儿子代父接受。兄弟对于大宗也是相当于臣属的地位，豦：“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易厥臣弟豦井五匙，易表胄干戈，豦弗敢望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乍且考宝彝。”（白川静，1966C：98）此处君公伯与厥臣弟对称，伯是长支，弟仍“对扬伯休”称颂长支的福祉，再为祖先制作尊彝。大约弟支的祖先并不包含在长支之内，是以弟当不是公伯的亲弟，弟大致是小宗对大宗自称。另一件是父子间赐与的例子，效尊：“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乡于王，王易公贝五十朋，公易厥顺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杨公休，用乍宝彝。乌，效不敢不迈年，夙夜奔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白川静，1966C：86—89）此“公”锡儿子“效”受之于王的贝，“效”大约不是承嗣的儿子，遂对父亲不仅当作父，也当作君。而且自矢忠诚，当系对于大宗的臣属关系。本章前文曾引了沈子也，沈子是周宗（即鲁族）的小宗，正与效尊之情形相似。凡此诸器铭文，均说明了封建层级关系在成康以后己兼跨于君臣及宗族两方面了。
单纯由金文的策命纪录中看，似乎周王对于臣属只是赏赐礼物及土地人民。臣下对君主的回报，在金文中最常见的是恭谨的颂扬与祝福，所谓“对扬王休”，并且自矢子子孙孙永远以君主的恩命为荣宠，永远宝用这件器皿，以为纪念。君臣关系应当有比较更实质的内容。臣下由君主处取得的任务，诚然只是由赏赐而肯定。除此之外，诸侯还各别的接奉特殊的使命。如《左传》定公四年，诸侯的任务是“以藩屏周”，晋侯的使命是“使之职事于鲁”，也就是以鲁地的资源担任为周室屏藩。齐侯的使命，据《左传》值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亢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诸侯一般性的义务，不外军赋与贡献，军赋是对于周王提供军力，参加周王的征伐。班铭文，吕伯吴伯都须以其族，作主帅“毛父”的左右翼，共同担任征服东国的任务（郭沫若，1972）。又如大保铭，王降征命于大保讨伐彔子；明公铭，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均属此种征发之例（白川静，1962A：61；1963：133）。又如《诗经》“大雅•韩奕”，燕师代韩筑城；“大雅•崧高”，召公为申伯彻土田；也当是守望相助的例证。贡献之例，如《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口实，楚人也避重就轻，承认有罪，是各国方物之贡，似有常例。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争贡赋轻重：“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更明说周有班贡的制度。对于王廷的臣工，使命尤为明确，重要的职务，如毛公鼎铭文简直就是任毛公为当朝首辅的职务（白川静，1970A）；次之则盠方尊，盖奉命职司六师与八师，以及司土司马司工三有司，俨然文武兼管的大臣（白川静，1967C：314—317）；更次之，则奉命管理林牧及仆御臣妾诸项事务（白川静，1967C：311）。
据文献资料，诸侯受王命发遣，有命圭为信物（图版17）。《诗经》“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又如“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据《周礼》“考工记•玉人”郑玄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似非无因而发。《国语》“周语上”：“古者先王既有天下，……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车服旗章，常见于金文；贽币为贽；瑞节，即命圭一类的信物。在命圭上，大约明白记载任务及官职的名称。《国语》“吴语”：“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则命圭的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诸侯的命圭，属于“国宝”，如《左传》文公十二年，“郕……大子以夫钟与郕圭来奔。”郕太子携郕国的信物出奔，正如后世官员必须印不离身。甚至卿大夫也有命圭，《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而适齐。”杜预注：“珪，守邑信物。”征之上文策命也可行于诸侯与其臣属之间，卿大夫有命圭也就不足奇了（杨宽，1965：354—356）。
夏鼐考察商代玉器，利用发掘得来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