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作为分类、定名、和推测其用途的依据。据其研究结果，商代玉器之中，过去以为是圭的，大多数是一些工具和武器。有的圭形石刻，没有锋刃，不能作为武器或工具，但他认为仍可能和尖头直身的戈、边刃的刀、及上端斜刃的刀有关（夏鼐，1983）。如果夏氏之说成立，则文献中西周的圭，当系由实用的器物，转变为瑞玉。这种用途，或系与西周发展的封建制度，相伴而生？

　　诸侯的任务是否完成，据说尚须时时考核。《尚书大传》：“古者圭必有冒……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三年圭不复，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复，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削。此所谓诸侯之朝于天子也。”此处的制度，太过完备，倒像战国以后有了上计制度后的情形，西周未必如此。王国维考证《尚书》“顾命”有“周书顾命考”、“周书顾命后考”及“书顾命同瑁说”三篇（王国维，1959：50—67，69—70），以为“顾命”中：“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其圭瑁即是王的信物。所谓同瑁，即古之圭瓒，用来和圭相合，以验其真伪，牝牡相合，便是真圭，其制可与战国秦汉的“符”相比。此说如为真，则周人的命圭即不是仅为了礼仪的目的了（杨宽，1965：358—359）。《白虎通》“崩薨篇”：“诸侯薨，使臣归瑞圭于天子何？诸侯以瑞圭为信。今死矣，嗣子谅闇三年之后，当乃更爵命，故归之，推让之义也。”《白虎通》以汉时的制度推测，古代未必如此。但诸侯世子嗣位，须再受命，殆是周室的常规，伯晨鼎：“佳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白曰，乃且考，侯于。易女秬鬯一卣，……用夙夜事，勿灋朕命。”（白川静，1968A：29）当即韩。《诗经》“大雅•韩奕”，也有一位再受命的韩侯：“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韩的先祖受命北国，并非这位来觐的韩侯。金文与《诗经》的记载互相比证，极为相像，都有策命，都追述祖德，都勉励受命者夙夜从事，都有衣服旗章车马之赐。是可互证周代有这种朝觐以俟命的制度。

　　介圭是在王与诸侯间持以为信的玉件，信物却不限于圭。颂鼎与善夫山鼎两铭，都提到“反入堇章”的事。颂鼎（图30）大约是厉宣时代器，颂受命管理成周的仓储，在受命及奉颁若干服章之赐后，“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然后称颂天子，作器以纪念“皇考龚叔，皇母龚姒”（白川静，1968C：159—164）。善夫山鼎是宣王时器，善夫山在接受管理人员仓储的命令及颁赐的服章后，也是“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作器以纪念“皇考叔硕夫”（白川静，1969A：357—361）。两铭的反入堇章，或同于《左传》僖公廿八年晋文公受策命后，“受策以出，出入三觐”。《左传》的三觐，杜注以为作三次见王解。以《左传》文句与此处二铭对比，都是受策（册）以后，“出入三觐”或“反入堇章”（白川静，1968C：l62—163）。琱生二件，第一件提到琱生向召氏进纳瑾圭，以报答大宗召氏所赠的大章。第二件中，琱生有典献，伯氏（召氏）则报之以壁（白川静，1971：851—853，872）。琱生两铭文，不易通读，以可知的部分言，两铭都有玉件的交换，也提到典册的纪录，而玉件的圭，曰大章，曰璧。　
　　图30颂鼎

　　由此类推，“反入堇章”也与受策（册）有关系。《尚书大传》所谓复圭留圭之说，如以各持玉件为瑞信的解释，“反入堇章”二例，颇可证其不为无据。玉瑞与典策合举，可能意味着对于受命者可以执策以考核其工作成绩。《诗经》“大雅•江汉”纪录召虎受策命的事，列数召虎平定江汉的功业，再说到文武受命时，召公的功劳，然后策命召虎，“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赐圭瓒的举动正是肯定召虎合于继承祖业的资格。周代礼仪，极为繁琐，其意义也极隐晦。惟以上述诸例梳爬，也可推知策命锡圭之礼，在其雍容进退的表象下，也有执左券以责成功的意义。如以为周代君臣只忙于一些空泛的仪式及套语，只是未作深考的误解。

　　周金铭文中有蔑历一同，其意义不甚清楚。自来解说甚多，大多在嘉奖勉励一义上做文章（于省吾，1956）。唐兰以为蔑作功伐，历作经历，二字合言，正如后世的伐阅。在彝铭里被蔑历或自我蔑历的人，都不是最上层的贵族，大致只是大夫一级（唐兰，1979）。唐说极有理，穆王时代的长由甶，即有穆王蔑长由及长由蔑历的语句，长由大约是穆王飨醴井伯时的陪侍大夫，也许还只是井的臣属，是以有此被夸奖之词（白川静，1967B：342—346）。《左传》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其末句正可解释蔑历的意义及其限于大夫阶层的情形。诸侯不称功伐，是以周代铜器铭文中没有蔑历诸侯的词句。铭文只记赏赐锡命，不记考核成绩，然典策与瑾圭的作用，正寓校课的意义。


第六节 结论

　　彝铭内容王臣受命职司的个例较多，诸侯受疆土人民的个案较少。惟本文列举诸例，已显然可见两种策命在形式上并无二致。如此，则封建诸侯，也是分派特定的职司（李志庭，1981）。若以西欧中古封建的契约关系来讨论西周分封的封建制度，二者有可以相比处，也有不须相比处。西周诸侯以典策与瑞玉代表相约的任务，以礼物与荣宠申明其责任。这自然已是约定的关系了，诸侯的子孙必须朝觐以再受命，正表示约定的关系仍是存在于王与诸侯个人之间。策命必称扬祖先功烈及双方祖先的关系，则又不外重申列代旧约了。西周分封，以姬姜为主，其中已有血亲与婚姻的韧带，休戚相关，其来有自。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臣属，并不是新发展的投靠与依附。反之，西欧中古历史，异族一波一波的侵入，旧人与新人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原无君臣血亲姻娅诸种纠葛。在无秩序中，澄清混沌，建立新秩序，主从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明白规定，也必须在神前立誓许愿，以保证彼此信守不渝。这点是西周历史与西欧历史相异之处，也因此导致两种封建制度各有其特殊的形式。

　　当然，西周的封建社会也有确立个人间主从关系的制度，是即委质为臣的约束。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有个人的承诺与约定，另一方面又有血族姻亲关系加强其固定性。二者用合，遂有表现于彝器铭文的礼仪，礼仪背后，终究还是策名委质的个人关系。上对下有礼，下对上尽忠。史官读命书，受命者受策。加之以赏赐，信之以瑞玉，正是为了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