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茶叶流通的干预，造成了茶叶生产的萧条。另外，明朝政府实行的茶叶专卖制度，也给茶户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山人治茶，犹农之治菽粟。勤力经理，俯仰所资。今商茶之外，严禁私卖，又以茶多阻滞，商人不得多中，则将使小民终岁收获置于何地，而衣食之资取办于何所耶?！”⑧茶户生产的茶叶没有畅通的流通渠道，最终必定使生产萎缩；而茶叶生产的萎缩，最终又影响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靖于西宁、河西、洮州三茶司召商中茶。”⑨这是茶叶生产萎缩后，政府征收不到“官茶”，不得不“召商中茶”。
“召商中茶”，是明代茶马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改革，官营茶马贸易既衰，官仓积茶多霉烂，茶叶生产萧条，于是明朝政府对茶户变征茶为征银，“初川陕茶课皆收本色，以易番马。永乐后番马由陕西道，川茶多霉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至是(成化三年)西宁等处亦折收银，粗茶百斤，芽茶三十五斤，皆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俱解本省有司支用。……”；⑩由此，活跃了茶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茶叶生产的复苏有了生机。弘治三年，明政府不得不开放“茶禁”，“召商中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①所谓“六分听其货卖”，就是说允许茶商私人经营百分之六十的自由买卖，这实际上承许了民营茶马贸易的合法性。从此以后，民营茶马贸易便从非法的走私转变为合法的民间贸易，正式打破了明朝政府在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规律的屈服，也是藏汉人民反对明朝政府对民族贸易干涉斗争的重大胜利。明政府对茶马贸易禁锢的松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自此，民营茶马贸易如脱缰之马，飞速发展起来。

三、民营茶马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藏汉间氏营茶马贸易的兴起既是官营茶马贸易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藏汉两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民营茶马贸易从非法的走私活动发展到合法的商业往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冲破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民族贸易进行控制的必然趋势。自明代弘治年间以后，民营茶马贸易已占了整个藏汉贸易的百分之五十以上。②在通往藏族地区的交通线上，“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③，民营茶马贸易发展迅速，繁盛兴旺。在民营茶马贸易过程中，交换商品的品种增多，范围扩大。汉族商人输入藏族地区的商品，除了大宗茶叶之外，还有食盐、布帛、缎匹、瓷器，铁锅、铜器及其它杂货；藏族地区输出的商品除了马匹之外，还有耕畜、药材、佛象、皮毛及其它山货。由此可见，民营茶马贸易，无论是交易的数量，还是贸易的广度，都远远超过官营茶马贸易。
在明代，藏汉间的茶马贸易、尤其是民营茶马贸易对藏汉两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共民族联系的加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藏汉间茶马贸易的发展首先促进了藏汉毗连地区城镇及其商业的迅速发展。明中叶以后，河州、洮州、西宁、雅州、黎州、打箭炉等都有较大的发展，成为藏汉贸易的重要市场。如藏汉贸易最为繁盛的打箭炉，“市井辐辏”④，“番民如蚁慕擅”⑤，皆来此市易。
与此同时，由于贸易发展，这里出现了称为“庄”的贸易行栈，供商民住宿和堆置货物。再如洮州城内的市场，年销犏、牦牛达四千头以上，骡马数百匹，羊数千只。这些畜产品通过商人转贩西北各地．。此外，由于汉族商人深入藏族地区进行贸易，也促进了藏族地区城镇商业的发展。如位于西康地区的巴圹城镇，过去居民稀少，商业并不发达，明中叶以后，“陕西客民贸易于此”，城镇中不仅出现了“街市”，还有专供商旅住宿的行馆，它们“颇高洁，可时眺望，全圹在目，俨如内行”⑥。城镇商业经济的发际，既为藏汉贸易提供了市场，又对城镇周围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茶马贸易的兴起，对藏汉两族社会经济发展都是有益无弊的。考之汉文史料，往往十分强调茶叶与藏民日常生活息息悠关。诚然，通过茶马贸易，茶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族地区，对藏族人民的生活关系重大。但是，茶马贸易对汉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由藏族地区输入的马匹，是明朝军队所需战马的重要来源。明成祖说过：“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⑦明朝军队所需马匹除了从蒙古族地区输入外，在隆庆以前，’主要是从藏族地区输入的。况且，从藏族地区输入马匹比令养马户繁殖种马，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亦优。所以，茶马贸易对于改善和加强明朝军队的装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马匹在当时还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和农业畜力资源。从藏族地区输入马匹，对于农业、商业和运输业等生产部门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茶马贸易对汉族地区茶叶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巨大。尤其是民营茶马贸易兴起以后，陕西、湖广、四川等地茶叶商品生产发展迅速。如陕西汉中府在明中叶后，“茶园加增不知几处!”“开垦日繁，栽种日盛”。①万历年间，湖广出产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②，而且价格便宜，深受藏民欢迎，销售数量激增。“湖茶”的大量输出，推动了湖广植茶业的迅速发展。当时湖广“境多茶园”③，遂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重要产地。   
综上所述表明：藏汉茶马贸易对藏族和汉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这种贸易是从事畜牧经济的藏族和从事农业经济的汉族所共同需要的。正因为藏汉茶马贸易扎根于深厚的社会经济土壤之中，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最后，茶马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藏汉两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使得藏族和汉族成为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明人张瀚说：“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华夷之情；贸迁有无，收商贾之利，减戍守之费，以夷所欲售，易中国所欲得，法无良于此者。”④藏族史诗《格萨尔》也说：“由汉族地区运来了很多货物，是我们藏族地区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是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结在一起。”显然，通过藏汉茶马贸易；藏汉两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了。在藏汉毗连地区，终明之世，无战争之烽烟，长期来藏汉两族友好相处，情谊融洽。通过茶马贸易，有些汉族“近边土人居民因与番人结亲”⑤，相互通婚，这就增进了民族间的友谊和团结，加快了民族融和的进程。另外，茶马贸易也促进了藏族与明政府之间的朝贡往来，使得“西鄙稍宁”⑥。总而言之，茶马贸易的发展是明代藏汉友好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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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八十，《食货志·茶法》。
②《明会典》卷三十七，《茶课》。
③《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安庆公主传》。
④《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三，《马政》。
⑤《明经世文编》卷一○六，梁材：《议茶马事宜疏》。
① 参见《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征榷五》。
② 以上引文均见《明会典》卷三十七，《课程六·茶课》。
③《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征榷五》。
④《明史》卷八十，《食货志·茶法》。
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陕西六》。
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十九，《陕西五》。所谓“金牌信符”制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年间，“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
⑧ 以上引文均见《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杨一清：《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