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about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towards the Southeast Foreland in the Song Dynasty 
　　 
【内容提要】本文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向入手，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面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而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 

【英文摘要】This thesis indicates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in ancient times of China.In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China,based on the central mainland and faced to the steppe,was circulating in the orbit of mainland empir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With the economic center moving south,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rchandise economy and the overseas trade prosperous,the developing tendency towards the ocean had appeared at least in the southeast foreland area in the song Dynasty.This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society. 

【关 键 词】宋代/东南沿海/海洋发展路向 
southeast area/the Song Dynasty/ocean developing tendency 
  
  
【 正 文】  
　　　　一、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与头枕江南、面向海洋：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经济发展路向的重大转折 
　　宋代经济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可以说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窃以为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一是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包括海外市场）的蓬勃发展。这两件事其实是互相关联的，我在拙著《中国经济通史》[1](P838-839)第五卷中说过：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11世纪后半叶完成其南移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 
　　如果说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从空间范围来把握唐宋之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那么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崛起，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肇始于中唐即8世纪中叶。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史记.货殖列传》）亦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政治中心亦在长安和洛阳这两点间摆动；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西面的中亚和西亚延伸。除东晋法显在5世纪初搭乘“蕃船”（印度船或南洋船）由狮子国回航本土；7世纪初隋炀帝派朱宽“入海访求异俗”而达流求（今台湾）（《隋书·流求国传》；《隋书·陈梭传》）等少数特例外，汉唐社会在千余年间基本上与海洋无涉，其间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历史活动，基本上是以内陆为中心的。可以说，宋代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 
　　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的古代中国却并非一个内陆国家。其领土，于西北方面固然不断向亚洲腹地延伸，自汉唐以迄蒙元无不如是；然于东南方向自秦汉以来却一直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拥有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因此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其实是个海陆型国家。只是由于中唐以前的历代王朝以农业立国，为了防御匈奴、突厥等周边游牧民族而向西北延伸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之受当时技术水平所限，海上交通未臻发达，故取头枕三河、面朝西北的姿态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迹上，自然给人以内陆国家的印象。 
　　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其标识是唐玄宗开元初年（713～714年）在广州和安南（今越南北部）始设市舶使，派遣中央官员赴广州等地处理与来华贸易的蕃舶外商相关的具体事务。据宁志新的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当时安南市舶使系临时设置性质，只广州市舶使是经常设置的，常以“中使”即宦官充任，其性质只是中央派出的督察官而已，专责监督地方官向宫廷进奉海外珍品。既无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恒其所”），又不立帐籍（“素无簿书”）[2]，虽说简陋至极，但众所公认的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宋元海外贸易，却是从此起步的。换言之，中唐市舶使的设置，预示着中原王朝即将扭过头来，从面向西北大陆转而面向东南海洋。 
　　自晚唐以迄宋元，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即长江三角洲含杭州湾、福建沿海和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定都杭州湾的临安府之后，为形势所逼，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刺桐港”即今泉州正是在此时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注：李东华《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况》一文从泉州人口有五十万众，城区不断扩大和外商聚居泉州城南三个方面描绘出泉州盛况。文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台北），1984年版，第22～24页。）。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此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的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包括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内——日趋繁荣，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与汉唐农业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因此我们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从纵向看，汉唐时期的大陆帝国倾向在唐宋之际发生转折，至宋代开始出现向海洋帝国发展的倾向，其意义之重大今天感受得越来越清楚；从横向看，两宋时期的西北与东南地区在发展路向上，也呈现出互相背离的状况，即北宋阶段地处辽、夏前线的西北地区，主要是陕西、河东和河北三路，仍然运行在大陆帝国的既定轨迹上，以小农经济提供的赋、役为基础，在沿边地区驻扎数十万禁军，同时国家又以首都开封府为转运站，将汴河中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数百万匹布帛，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质再分拨至河北、河东和陕西前线。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对夏作战中连吃败仗后，又在陕西等地招募当地居民结保自卫，甚至大设弓箭手，以给予牧马草田和减免赋役为饵吸引当地中下户加入民兵组织，与正规军协同作战。显然，这是一种耕战经济模式。然而史实表明，这种耕战经济模式居然在宋廷与辽、夏的争战中发挥出明显作用。这些情况显然是大陆帝国的典型特征，而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的海洋发展路向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情况在宋金对峙时期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有所增强。其时以游牧为主业的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仍然盘踞西北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则在从东北入关的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辖下，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建立小农经济来弥合战争创伤，其商品经济程度和国内市场规模较之北宋反而有所萎缩（此点留待另文论列）。这里要强调的是，与金对峙的南宋则以杭州为行在，政治中心更加靠近东南沿海，其海洋发展路向因此而更加鲜明（讨论见后）。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头枕“三河”、面向西北与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既是汉唐社会与宋元社会的重大区别，也是宋金中原地区与两宋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路向之不同所在。而从面向西北草原转过头来到面向东南海洋，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