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外贸确实获利丰厚，这是因为各国资源禀赋不同所致。此点留待另文论列。）。这种示范效应，恐怕是众多沿海民户，还有在任官员不惜冒法干禁，对集资外贸（即“带泄”）这种方式趋之若骛的根本原因吧。
　　　　（五）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撰成及其流传，说明宋代（特别是南宋）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远较汉唐丰富详赡。这既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之结果，当然也可视为其海外发展路向的又一表征
　　周去非，浙南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此后他在广西有过6年仕宦生涯，任过钦州教授、静江府属县县尉，《岭外代答》即是其广西仕宦生涯的成果。据其自序写于淳熙戊戍即1178年。此书中外学界公认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12世纪南海、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古国、部落及其土产风物、人情世俗的宝贵资料。是书共记海外诸国40余，其所涵盖之地域，北起安南（今越南），南至阇婆（今爪哇），东至女人国（在今印尼东），西出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达于木兰皮（今西北非摩洛哥）。周去非并没出过国，但他十分留心域外情况，主要是通过中外舶商和译者之口，勤访博问而笔之于书（注：《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象鼻砂”条云，“尝闻之舶商曰……”，卷4《风土门》“方言”条云：“余又尝令译者……”。皆是书材料来源之反映。）。杨武泉先生说：“一个足迹未出国门的人，竟能有条不紊且颇符实际地记下远方异国情况，宛如身历其境，不能不叹为奇迹！”[7](P9)我们可以稍作比较。撰于宋初太宗年间的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外国，殆抄撮旧史而成，杂乱无章，为人不取。北宋中叶任过仁宗宰相的庞籍之子庞元英，曾任主客司郎中四年，该司专管诸蕃，“至则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宋史·职官志（三）》）。但其所撰《文昌杂录》载南方诸蕃十五国，“不仅疏略，且多乖误”，为学界所诟病。这反映北宋仁宗（约当11世纪中叶）之前，我国对域外诸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一个世纪后，这种情况即得到极大改观，其标志就是周去非《岭外代答》的出现。学界现已清楚，“《代答》在宋代已流传，既著录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拾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书目，又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赵与时《宾退录》（卷五）、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等书。惟问世以后，有多种迹象表明，此书并非锓板，而只有抄本流传”[7](P12)。《岭外代答》未曾锓板而能流传，反映当时社会对于域外诸国知识的急迫需要。
半个世纪后，又有赵汝适《诸蕃志》问世。赵汝适是赵宋宗室，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至三年（1227年）以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兼权泉州市舶，《诸蕃志》即成书于赵氏市舶任中。据是书自序，其材料得之于“暇日阅诸蕃图”、“询诸贾胡”、“译以华言”等途径，所记域外蕃国有58个之多，较之周氏的《代答》范围更广，所记各国物产有47种，其详尽程度超越他书[6](P7)。较周去非幸运的是，此书宋时已曾刊刻行世，在传播域外知识之功能上实更胜一筹。这些情况说明，到南宋中叶，宋人的域外知识又有明显拓展，这当然是南宋海外贸易还在发展的证明。

三、东南沿海地区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两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日趋明显的海洋发展路向，实际上是依据该区域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和纺织、陶瓷、矿冶、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拓展国内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亦即货币经济）来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的崭新道路。
　　这条道路首先是东南地区地狭人众这个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人所共知在整个两宋时期，东南地区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晚唐以来北方人口南移的主要地区是淮南、两浙和江东等路；宋朝皇室南迁后，数十万官僚、军队还有大批中原士民接踵而入，两浙路人满为患，遂又迁往福建、江西等地。由于两浙路的情况特别典型，受到学界较多关注，这里以江南西路和福建路为例。江西在中唐天宝年间8州37县共24.8户，163.6万人，（《新唐书·地理志》）北宋崇宁年间增加到6州4军49县，共180万户；按一户5口计为900万人（《宋史·地理志》），增长5倍有余。福建路，据《新唐书·地理志》，中唐时福建5州25县9万余户，41万余人；然而从唐末五代到北宋直至南宋，北方每动乱一次，福建人口就显著增长一次。据《宋史·地理志》，宋初太宗时仅福州一地就有94470户，8州合计467815户，也是中唐的5倍。到神宗元丰初年又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43939户，是宋初的2倍、中唐的10倍。所以宋代文献中每每出现两浙、福建“地狭人众”的说法。
　　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除当地农业经济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外，必须另辟蹊径，在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上做文章。两浙路情况学界较为熟悉，这里再以江西、福建两路为例。江西地处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平原，平原和山地（含丘陵区）的比例大致是四六开。鄱阳湖平原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有“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洪迈《容斋随笔》卷6《鄱阳湖七谈》）其余60%的丘陵山地在宋代也得到大力开垦，“梯田”之名始见于江西就是明证（范成大《骖鸾录》）。江西能够每年上供漕粮120万石，占总额600万石的1/3，就是得益于此。然而江西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更为令人瞩目。茶叶在江西的种植极为普遍，《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2-3记载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各路州军的产茶数额，其中江西高达538万余斤，名列第一，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30%。顺便说一句，紧随其后，名列第二、第三、第四位的浙西（448万余斤）、江东（376万斤）、浙东（106万斤）全在东南地区，这几路合计产茶1468万余斤，占总额的80%以上！江西的矿冶业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代三大铜务，江西居其一，就是信州铅山务。此务每年炼铜38万斤。（《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2）最盛时，“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宋会要辑稿》34之27）。而且采用先进的胆水浸铜法。江西陶瓷业，除当时驰名中外的景德镇外，还有吉州永和窑、赣州七里镇窑、临川白浒窑和南丰白舍窑等，产品大量行销海外。此外造船业也极有实力，北宋中叶每年近3000艘海船中，就有1130艘是虔、吉两州制造的，占各路所造漕船的1/3强。
　　福建也是靠发展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生产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人口承载量的。福建山区面积比例高于江西，占3/4左右。福建沿海狭长平原的农业生产增长再快，也是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而福建山区的资源则非常丰富。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桐树（制取桐油）、竹木（建筑、木器、造纸原料）、木材（建筑、造船）和果树、花卉等。郑学檬依据相关史料指出，福建竹木产量巨大，竹子遍及山区各县，古田山区有大片松林；而且已有人工造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建宁故守韩公元在北岗栽松树1万株；沿海各邑造船所用木材全都取自本省山区；木材还是闽北的出口商品之一[18]。以荔枝为代表的水果种植业也同样相当发达，产品远销黄河流域以至西北高原，蔡襄说福州荔枝“水浮陆运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蔡忠襄公文集》卷，30《杂著》）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东南地区走向商品化的多种经营道路提供了物质条件。北宋中叶苏辙谈到福建时说“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南海”（《栾城集》卷30《林积知福州》）就是写照。
　　如果说地狭人众和丰富资源的结合内在地推动着东南地区走向商品化的多种经营道路，那么日趋兴盛的海外贸易则起着拉力的作用。东南地区海岸线长，海港优良，自汉晋以来与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