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尽管宋廷屡次下发禁令，但张方平所说的“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的局面在两宋3百年间从未得到遏止。正如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户部所说：“（浙闽广）三路市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盛”。（《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其原因是“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囚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禁而不止，这就是历史实际。因此可以推断，两宋时期沿海居民和官员通过“带泄”方式从事外贸的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由此可见，江浙闽一带放洋经商之风的源头就在唐宋之际，真可谓源远流长矣。
　　宋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各类本国舶商到底有多少人，史无明文。从北宋到南宋，总的趋势应在增长之中。一艘海舶以一二百人计，东南沿海地区20多处外贸港口，若有二三百艘海舶，每年有3至6万人放洋赴蕃，再加上为数众多的“带泄”户，很有可能逼近10万人之众。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据相关文献统计，宋代到过高丽的商人和水手，有记载可考即达5000余人，其中尤以福建商人为多[15]。《宋史》亦称，“（高丽）王城（按，指开州开成府）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宋史·高丽国传》）亦即仅高丽首都一地就有福建商人数百人之多。前引南宋初年陆宇《修城记》称，“泉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而如南宋刘克庄所说，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后山先生大全集》卷168）的城市。宋末元初，泉州更是“蕃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6）泉州50万人口，以一户5口计，则有10万户之众；即以五分之一户从事外贸计，仅泉州就有舶商2万余人（以每户一人计）。参酌权衡，窃以为宋代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从事外贸的估计并非异想天开。遗憾的是见于宋代载籍有名有姓的本国外商却不多，所见止福建商人毛旭（注：毛旭，《宋史》卷489《阇婆国传》载，阇婆国贡使译者言，“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向导来朝贡。”）、广东商人邵保（注：邵保，见《宋史》卷489《占城传》载，“庆历元年（1041年）九月，广东商人邵保见军贼鄂邻百余人在占城，……”。）等廖廖数人。
　　两宋时期各国来华的蕃商估计常年亦有万人之多，而以广、泉二州为其聚居之地。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9载，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广州城外蕃汉杂居已有数万家之多，蕃商以1/10计，亦有数千户。故广州城南专门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外商的聚居区，时称“蕃坊”。蕃坊最早出现在9世纪初的晚唐文宗时期，唐末因战乱而一度萧条。宋朝执行对外开放、优容蕃商的政策，随着来华外商的增多，蕃坊再趋繁荣。广州蕃坊位于城南珠江北岸，今光塔街一带，北宋朱彧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居住。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朱彧《萍州可谈》卷2）泉州港到南宋时期超过广州，更是一个“华夷杂居”城市，亦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据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政烺考证，泉州蕃坊在南门外晋江之畔[16]。台湾大学梁庚尧据前引陆宇《修城记》“泉州生齿无虑五十万”，估计城内有户十万，除去不在籍的商旅，在籍城居民户有5万户[17]。据此，则不在籍的商旅亦有5万户。外商仍以1/10计，亦有5千户。据此，仅广、泉二地之蕃商已近万人矣。
　　载于北宋史籍、有名有姓的外商，笔者所见不广，亦发现有十四、五人，远较留名史册的华商人数为多。前引赵汝适《诸蕃志》一书所提到的阿拉伯商人有莆亚利、时罗巴和智力干父子、陁那帏等人[6]。《宋史·渤泥传》提到施弩(Sina)、蒲亚利（Abu Ali，今译阿布阿里）、哥心（Kasim，今译卡欣），不过此3人是贡使身分（注：《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8亦载此3人。）；而蒲罗歇（Abdallah，今译阿布杜拉）则是真正的商人，常年来往于阿拉伯、中国和印尼之间。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97年）渤泥国王向打遣使进表，表称“昨有商人蒲卢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卢歇导达入朝矣”。（《宋史·渤泥传》）而南毗国的时罗巴、智力干父子俩，则已定居泉州，“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宋史·南毗国传》）见之于现存史籍的其他大食商人还有陁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1载，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大食国王先差三麻杰托舶主，离于广州买钟……”。咸平三年，又“诏赐其舶主，陁婆离二千七百两……”。不知此2人是否1人，待考。）、陁婆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1载，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大食国王先差三麻杰托舶主，离于广州买钟……”。咸平三年，又“诏赐其舶主，陁婆离二千七百两……”。不知此2人是否1人，待考。）、蒲罗辛（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4载，绍兴元年（1136年）福建市舶司言，“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朝廷遂授予“承信郎”官职。）、蒲押罗　（注：《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11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三佛齐遣蒲押罗贡方物”。）、辛押陁罗（注：《宋史》卷490《大食传》载，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其使辛押陁罗乞统罕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观此，辛押陁罗当为商人，而非贡使。）、蒲希密和蒲押陁黎父子、李亚勿，以及南宋末年官至泉州市厢使、“擅蕃舶利三十年”的莆寿庚（《宋史》卷189《食货志（下八）》）等，《宋史》所载来自南洋三佛齐的还有蕃商李甫诲、舶主金花茶（均见《宋史》卷490《大食传》），来自高丽的商人有“纲首徐德荣”（《宋史》卷487《高丽传》）等。
　　正因广、泉二州是外商麋居之地，除“蕃坊”、“蕃学”外，泉州城东有蕃商聚葬之墓地。南宋高、孝之际曾任泉州市舶使的林之奇撰《泉州东坂葬蕃商记》（《拙斋文集》卷15）称：
　　负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其一也。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试郍围（按，郍，疑为那，即前述施那帏）其一也。试郍围之在泉，轻财急义，有以庇服其畴者，其以十数，族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逮发于其畴之蒲霞辛，而试郍围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东东坂，……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则于是葬焉。经始于绍兴之壬午，而卒成于隆兴之癸未。即绍兴、隆兴之际（1162～1163年），逾时一年有余而蕃商墓地始成，从“且富栋宇，周以垣墙”言之，规制宏大，极尽奢华。
　　中外舶商生前之富更为骇人。除为人熟知的大食商人莆寿庚外，本国舶商有“泉州杨客”可为典型。此人“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绍兴十年（1140年），他放洋归国，泊舟于钱塘江之上，各类粗、细蕃货合计，其值“度今有四十万缗，姑以十之一酬神愿，余携归泉南，置生业，不复出矣”。（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二万万”，单位应为“文”，合20万缗。至绍兴十年手中已有40万蕃货，增值一倍。因屡次许神偿愿而“遗忘不省”，结果一夜之间烧成灰烬，受到惩罚。洪迈通过这个故事要告诉人的是祈神应诚，失信必遭报应。然中外舶商之富于此亦表露无疑矣。
　　两宋人数众多的中外舶商，无论是死后摆阔，还是生前显富，无一不在昭示人们，放洋赴蕃从事外贸确实获利丰厚（注：《宋史》卷487《高丽传》称，高丽“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纻”。缣，丝织品，在宋代，一匹只值一二两银子。若贩至高丽，价格可翻二至三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