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中国古代经济至唐宋之际真正发生了质的提升。
二、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的五大表征
  两宋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依仗本区域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这就是打破单一种植经济的传统束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蚕桑、茶叶、竹木、花果等经济作物,大搞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纺织、制瓷、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扩展国内区域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亦即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寻求最大经济效益的道路。本文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倾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通过生产交换价值,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来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这样一种发展路向,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线
  海港是海外贸易的出发点。宋元时期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实两宋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外贸港口城市,至少有20来个。宋初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先在广州复设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设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设明州(今宁波)市舶司,反映两浙海外贸易在迅速发展。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设市舶使。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则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市舶场(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称,“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兼领也。”)。此外,浙西的镇江(今同)、平江(今苏州)亦是外贸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将舶货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0)可见这两个城市也有外商前来从事外贸活动。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设于北方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的一个市舶司外,北宋东南沿海见于记载的外贸港口有7个之多,大致已经连成一片。
  南宋财政更加倚靠外贸“舶入”,对外贸易更加兴盛,因此外贸港口续有增加。除广、泉、明三州外,又在温州(今同,1132年)、江阴军(江苏今县,1146年)设市舶务,在秀州海盐县澉浦镇(浙江今县今镇,1250年)设市舶场。据弘治《上海志》载,南宋末年还在上海镇(今上海市)设市舶司和榷货场。除以上11处设有市舶机构的较大外贸港口外,据宋人《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志书,通(今江苏南通)、楚(今淮安)、海(今连云港)、越(今浙江绍兴)、台(今临海)、福、漳、潮、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海口)这10来个城市,也有外贸活动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撰,成书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成书于理宗嘉定末至宝庆末年(1224~1227年)。两书是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地理总志,而后书则大量征引前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此外,设于广西沿海钦州的博易场也有管理与交阯贸易的职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财计门》“钦州博易场”条)海南琼州辖下的琼山、澄迈、临乡、文昌、乐会5县,也有市舶之设,当地驻军以市舶税入为经费来源(注:赵汝适:《诸蕃志》卷13,“海南”条载,“(海南)俗以贸易为业”。“(琼州)属邑五,……皆有市舶,……”。)。这样,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海岸线上,与外洋通航的外贸港口,至少有20来个之多。这样一种景象不仅唐代未曾见过,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
  由于海运的开通,就连江浙、福建、岭南之间的物质交流也已打破陆路阻隔,改由海上交通来进行了。而泉州正处在两浙与广南之间,因而成为当时我国国内海上交通的幅辏之地。泉州到南宋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与其处在南宋海岸线之中点不无关系。所以南宋时人以泉州为界划分南、北洋(注: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报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宣状》载,“围头支(泉)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又称,“小兜寨支城八十里,海运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南宋初年泉州就有“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福建路泉州”条)之誉。稍后陆宇所撰《修城记》亦称:“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同上)。据此,泉州亦是国内海运大港。据前引李东华先生的研究,浙、闽、广之间的海道运输,已不像从前那样仅限于体积小、分量轻、价值大的奢侈品,而包括体积、重量较大而价值较小的一般商品,如稻米、布匹、生铁,还有各种粗色舶来品。
    (二)两宋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从南洋、西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与西亚阿拉伯帝国构成当时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
  日本学者桑原 藏指出,自公元8世纪开始,到15世纪欧人来航东洋,这8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贸易舞台上最活跃的时代[3](P2-3)。然而我国于中唐以降介入海外贸易,遂与阿拉伯一道成为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雄踞于太平洋东岸和印度洋地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我国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约有二三十个之多,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新唐书》卷131《李勉传》载,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李勉官拜岭南节度使。在其任职之前,“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然因李勉在任上廉洁奉公,轻税招商,故第二年来华贸易的外国海舶“至者乃四千余柁”,盛况空前。两宋3百年间,海外贸易的范围继续扩大,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与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有58个,较之此前增加一倍。经20世纪张政烺、冯承钧、苏继顷、杨武泉等诸多大家的辛勤考证,两宋外贸活动到达的地区已经相当清晰[4][5][6][7][8][9][10]。大致可分为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缅甸中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浦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西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乐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印度次大陆上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孟加拉国)、细兰(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今沙特麦加)、木兰皮(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士拉)、层拔(今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瑟罗(柏培拉)等国[6][8]。可见最远已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根据十多年的亲身考察经历,于1979年出版专著《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专辟一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第二章),讲到海外出土中国瓷器的地区,主要有菲律宾各地、北加里曼丹(即婆罗洲)、沙捞越首都、印度尼西亚群岛、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北非埃及首都开罗和非洲东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广大区域(注:此章译文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
核心期刊快速发表
Copyright@2000-2030 论文期刊网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ICP备07016076号;《公安部》备案号:33010402003207
本网站专业、正规提供职称论文发表和写作指导服务,并收录了海量免费论文和数百个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过的具有国内统一CN刊号与国际标准ISSN刊号的合作期刊,供诸位正确选择和阅读参考,免费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谨防侵权。联系邮箱:2560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