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中国古代经济至唐宋之际真正发生了质的提升。
二、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的五大表征
　　两宋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依仗本区域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这就是打破单一种植经济的传统束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蚕桑、茶叶、竹木、花果等经济作物，大搞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纺织、制瓷、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扩展国内区域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亦即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寻求最大经济效益的道路。本文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倾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通过生产交换价值，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来提高当地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这样一种发展路向，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线
　　海港是海外贸易的出发点。宋元时期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实两宋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外贸港口城市，至少有20来个。宋初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先在广州复设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设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设明州（今宁波）市舶司，反映两浙海外贸易在迅速发展。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设市舶使。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则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市舶场（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称，“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兼领也。”）。此外，浙西的镇江（今同）、平江（今苏州）亦是外贸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将舶货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0）可见这两个城市也有外商前来从事外贸活动。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设于北方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的一个市舶司外，北宋东南沿海见于记载的外贸港口有7个之多，大致已经连成一片。
　　南宋财政更加倚靠外贸“舶入”，对外贸易更加兴盛，因此外贸港口续有增加。除广、泉、明三州外，又在温州（今同，1132年）、江阴军（江苏今县，1146年）设市舶务，在秀州海盐县澉浦镇（浙江今县今镇，1250年）设市舶场。据弘治《上海志》载，南宋末年还在上海镇（今上海市）设市舶司和榷货场。除以上11处设有市舶机构的较大外贸港口外，据宋人《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志书，通（今江苏南通）、楚（今淮安）、海（今连云港）、越（今浙江绍兴）、台（今临海）、福、漳、潮、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海口）这10来个城市，也有外贸活动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撰，成书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成书于理宗嘉定末至宝庆末年（1224～1227年）。两书是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地理总志，而后书则大量征引前书，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此外，设于广西沿海钦州的博易场也有管理与交阯贸易的职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财计门》“钦州博易场”条）海南琼州辖下的琼山、澄迈、临乡、文昌、乐会5县，也有市舶之设，当地驻军以市舶税入为经费来源（注：赵汝适：《诸蕃志》卷13，“海南”条载，“（海南）俗以贸易为业”。“（琼州）属邑五，……皆有市舶，……”。）。这样，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海岸线上，与外洋通航的外贸港口，至少有20来个之多。这样一种景象不仅唐代未曾见过，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
　　由于海运的开通，就连江浙、福建、岭南之间的物质交流也已打破陆路阻隔，改由海上交通来进行了。而泉州正处在两浙与广南之间，因而成为当时我国国内海上交通的幅辏之地。泉州到南宋超过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与其处在南宋海岸线之中点不无关系。所以南宋时人以泉州为界划分南、北洋（注：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报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宣状》载，“围头支（泉）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阚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又称，“小兜寨支城八十里，海运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南宋初年泉州就有“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福建路泉州”条）之誉。稍后陆宇所撰《修城记》亦称：“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同上）。据此，泉州亦是国内海运大港。据前引李东华先生的研究，浙、闽、广之间的海道运输，已不像从前那样仅限于体积小、分量轻、价值大的奢侈品，而包括体积、重量较大而价值较小的一般商品，如稻米、布匹、生铁，还有各种粗色舶来品。
　　　　（二）两宋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从南洋、西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与西亚阿拉伯帝国构成当时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
　　日本学者桑原 藏指出，自公元8世纪开始，到15世纪欧人来航东洋，这8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贸易舞台上最活跃的时代[3](P2-3)。然而我国于中唐以降介入海外贸易，遂与阿拉伯一道成为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雄踞于太平洋东岸和印度洋地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我国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约有二三十个之多，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新唐书》卷131《李勉传》载，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李勉官拜岭南节度使。在其任职之前，“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然因李勉在任上廉洁奉公，轻税招商，故第二年来华贸易的外国海舶“至者乃四千余柁”，盛况空前。两宋3百年间，海外贸易的范围继续扩大，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与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有58个，较之此前增加一倍。经20世纪张政烺、冯承钧、苏继顷、杨武泉等诸多大家的辛勤考证，两宋外贸活动到达的地区已经相当清晰[4][5][6][7][8][9][10]。大致可分为四个地区：一是位于今印支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有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缅甸中部）、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浦甘（缅甸中部）、吉兰丹（马来西亚吉兰丹）、真里富（马来半岛境内）、蓬丰（马来西亚彭亨）等国；二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有三佛齐（今苏门答腊）、阇婆（爪哇岛）、兰无里（亚齐）、凌乐门（林加岛）、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位于印度次大陆上的，有故临（印度奎隆）、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胡茶辣（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鹏茄罗（孟加拉国）、细兰（即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四是位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地区的，有麻离拔（今阿曼南部的米尔巴特）、麻嘉（今沙特麦加）、木兰皮（今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埃及开罗）、弼斯罗（伊拉克巴士拉）、层拔（今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弼瑟罗（柏培拉）等国[6][8]。可见最远已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根据十多年的亲身考察经历，于1979年出版专著《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专辟一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第二章），讲到海外出土中国瓷器的地区，主要有菲律宾各地、北加里曼丹（即婆罗洲）、沙捞越首都、印度尼西亚群岛、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北非埃及首都开罗和非洲东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广大区域（注：此章译文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