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第一节 分封的本质
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东方的叛乱底定了，姬姜的诸侯在东方巩固了立足点。显然周人认为成康之世是安定的开始。
1976年新出的史墙盘（图版15），对于成康两世的评价是“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彊”。其中文字未易全解。如果放开一些小异，则诸家意见大致都以为此段说成王开始以法度治理周邦，而康王则厘定了各处的疆土（唐兰，1978；裘锡圭，1978；李学勤，1978；陈世辉，1980）。这一段话基本上颇符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西元前516年王室内乱之后，晋人纳王于成周，王子朝列数周代各王的大事，可以代表周人对本朝历史的了解。由这一节文辞看，成康之时是周人封建亲戚的时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计划以狄伐同姓的郑，富辰反对以狄人伐亲属，也回溯周代的封建：“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两段资料均以封建姬姓诸国的史事归之周公。但是富辰所说周公封建动机为了三监之乱中管蔡的背叛；如以此为封建亲戚宁非自招祸患？大约富辰之说及《荀子》的记载均以周公为周初创业的代表人物，不应胶柱鼓瑟以为周初封建完成于周公的时代。史墙盘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均可解释为周人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
成康之世，据说四十年刑措不用，号为太平。究其实际，北方并未完全肃清。康王时代的小盂鼎铭文残缺，不见全貌，但由其残文看来，周人与鬼方之间，曾有十分激烈的战事，献捷礼上呈献的战果有四千八百余（斫下的首级），俘虏有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卤获马若干，车三十辆，牛三百五十五头，羊三十八只。第二次又呈献了若干首级俘虏车辆及马一百四十匹（白川静，1965C：682—692）。另一方面，南方的淮夷及荆楚，迟至昭王之世仍未完全纳入周王国的势力圈。上述史墙盘对于昭王的记载是“广楚荆，隹南行”，恰证实了昭王有南征之行的传说。成康时代有不少器铭具有南征的记载，如、伯、、小子生尊、以及安州六器的中氏诸器，均有“伐南国”“省南国”的事（白川静，1966A：771—793）。
成康之世，周人的封建，大约只用于在中原，亦即殷商旧地，加上在东方与北方开拓的疆土，如齐燕诸国，往南则不过及于淮汉一带，所谓汉上诸姬。周室封建事业大成于成康，则说明了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属于周初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的常制。周人与姜族的封君中，大部分在成康之世已经建国了。即使后世仍有少量新封国出现，如郑国，其数量不能与周初所封的等量齐观。这一现象特有的时间性，对于封建的性质当有所启示。
封建究竟是什么？由于人类历史上曾数度有过类似的情况（如中古的西欧及近古的日本），封建制度成为史学上的一个课题。一方面，西方史学传统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研究，引发了史家对东方类似现象的兴趣，进一步以封建制度当作比较研究的对象（Coul-born，1956）。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史学系统中，封建社会是一个介于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间的阶段，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中国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代，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迟迟不出现。于是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家不能不在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甚至分封制度本身，是划归奴隶社会？抑划归封建社会？都是近三十年来聚讼的焦点（Cho—yun Hsu，1979：453—475；逯耀东，1979：141—166；历史研究编辑部，1957；王思治，1980：27—29：傅筑夫，1980：1—23）。
西周分封制度的本质，颇可借柳宗元的话说明，《封建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全唐文》：582/2—5）柳宗元以为封建制基本上是政治权力层级分化，其渊源甚早，几于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随着社群组织的扩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汇聚。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宗彦在《读周礼记》的一段话，正可为补充柳宗元《封建论》：“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会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许宗彦，1829：1/36—37）柳许二氏的意见，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没有改易疆界的能力。本书第四章，也讨论了周人必须在各地区与殷人旧族及当地土著建立“三结合”的政治权力。周初的情势颇符合柳许二氏描述的局面。
这种“三结合”的分封，其中主动的结合力量自然是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他们也是最居优势地位的成分。这是一批外来而居上层的分子。Eberhard认为西周分封，事实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势上的社群重叠，周人姬姜及其族类是高踞在当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结构的上层（Eberhard，1965：24—30）。Eberhard早期的立场，以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种或蒙古种的东来（同上：28，注1；参看Eberhard，1942）。姜姓与西藏族的羌人有关系，已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姬姓与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关系则至今不能证实。分封制下的社群叠合，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形态，叠合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稳定性当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诸国，诚有内部文化二元性的现象，例如鲁国有周社与毫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国在历史上未见有因不稳定而覆灭的个例。相对的，各国在春秋时代表现的地方性特征，正说明了封国内部都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同化过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东方各封国内部的文化成分之间，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极大。事实上，中国北方由陕西到山东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间已有交流与互相影响的现象，尤以相邻文化之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渐的转变。这个以华北黄土平原为领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动范围（Kwang-chih Chang，1980：361—364；张光直，1978）。周初分封各国，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对这个范围的控制已大体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
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了黄河流域黄土平原文化对外的扩展，再则，也说明了淮汉地区是
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东方的叛乱底定了，姬姜的诸侯在东方巩固了立足点。显然周人认为成康之世是安定的开始。
1976年新出的史墙盘（图版15），对于成康两世的评价是“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彊”。其中文字未易全解。如果放开一些小异，则诸家意见大致都以为此段说成王开始以法度治理周邦，而康王则厘定了各处的疆土（唐兰，1978；裘锡圭，1978；李学勤，1978；陈世辉，1980）。这一段话基本上颇符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西元前516年王室内乱之后，晋人纳王于成周，王子朝列数周代各王的大事，可以代表周人对本朝历史的了解。由这一节文辞看，成康之时是周人封建亲戚的时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计划以狄伐同姓的郑，富辰反对以狄人伐亲属，也回溯周代的封建：“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两段资料均以封建姬姓诸国的史事归之周公。但是富辰所说周公封建动机为了三监之乱中管蔡的背叛；如以此为封建亲戚宁非自招祸患？大约富辰之说及《荀子》的记载均以周公为周初创业的代表人物，不应胶柱鼓瑟以为周初封建完成于周公的时代。史墙盘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均可解释为周人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
成康之世，据说四十年刑措不用，号为太平。究其实际，北方并未完全肃清。康王时代的小盂鼎铭文残缺，不见全貌，但由其残文看来，周人与鬼方之间，曾有十分激烈的战事，献捷礼上呈献的战果有四千八百余（斫下的首级），俘虏有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卤获马若干，车三十辆，牛三百五十五头，羊三十八只。第二次又呈献了若干首级俘虏车辆及马一百四十匹（白川静，1965C：682—692）。另一方面，南方的淮夷及荆楚，迟至昭王之世仍未完全纳入周王国的势力圈。上述史墙盘对于昭王的记载是“广楚荆，隹南行”，恰证实了昭王有南征之行的传说。成康时代有不少器铭具有南征的记载，如、伯、、小子生尊、以及安州六器的中氏诸器，均有“伐南国”“省南国”的事（白川静，1966A：771—793）。
成康之世，周人的封建，大约只用于在中原，亦即殷商旧地，加上在东方与北方开拓的疆土，如齐燕诸国，往南则不过及于淮汉一带，所谓汉上诸姬。周室封建事业大成于成康，则说明了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属于周初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的常制。周人与姜族的封君中，大部分在成康之世已经建国了。即使后世仍有少量新封国出现，如郑国，其数量不能与周初所封的等量齐观。这一现象特有的时间性，对于封建的性质当有所启示。
封建究竟是什么？由于人类历史上曾数度有过类似的情况（如中古的西欧及近古的日本），封建制度成为史学上的一个课题。一方面，西方史学传统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研究，引发了史家对东方类似现象的兴趣，进一步以封建制度当作比较研究的对象（Coul-born，1956）。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史学系统中，封建社会是一个介于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间的阶段，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中国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代，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迟迟不出现。于是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家不能不在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甚至分封制度本身，是划归奴隶社会？抑划归封建社会？都是近三十年来聚讼的焦点（Cho—yun Hsu，1979：453—475；逯耀东，1979：141—166；历史研究编辑部，1957；王思治，1980：27—29：傅筑夫，1980：1—23）。
西周分封制度的本质，颇可借柳宗元的话说明，《封建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全唐文》：582/2—5）柳宗元以为封建制基本上是政治权力层级分化，其渊源甚早，几于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随着社群组织的扩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汇聚。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宗彦在《读周礼记》的一段话，正可为补充柳宗元《封建论》：“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会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许宗彦，1829：1/36—37）柳许二氏的意见，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没有改易疆界的能力。本书第四章，也讨论了周人必须在各地区与殷人旧族及当地土著建立“三结合”的政治权力。周初的情势颇符合柳许二氏描述的局面。
这种“三结合”的分封，其中主动的结合力量自然是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他们也是最居优势地位的成分。这是一批外来而居上层的分子。Eberhard认为西周分封，事实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势上的社群重叠，周人姬姜及其族类是高踞在当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结构的上层（Eberhard，1965：24—30）。Eberhard早期的立场，以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种或蒙古种的东来（同上：28，注1；参看Eberhard，1942）。姜姓与西藏族的羌人有关系，已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姬姓与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关系则至今不能证实。分封制下的社群叠合，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形态，叠合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稳定性当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诸国，诚有内部文化二元性的现象，例如鲁国有周社与毫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国在历史上未见有因不稳定而覆灭的个例。相对的，各国在春秋时代表现的地方性特征，正说明了封国内部都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同化过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东方各封国内部的文化成分之间，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极大。事实上，中国北方由陕西到山东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间已有交流与互相影响的现象，尤以相邻文化之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渐的转变。这个以华北黄土平原为领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动范围（Kwang-chih Chang，1980：361—364；张光直，1978）。周初分封各国，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对这个范围的控制已大体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
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了黄河流域黄土平原文化对外的扩展，再则，也说明了淮汉地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