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白川静，1963：132）；及毛公鼎：“命女公族参有，小子师氏虎臣朕执事，以乃族干吾王身。”（白川静，1970A：680）诸铭中的族均是亲族单位。在春秋时代，族仍保持这种凝聚团结为一体的特性。《左传》成公十六年，“栾、范以其族夹公行”，仍是以族为作战单位。　
　　图24班腹内铭文拓片
　　传统上以周代的宗族组织，有大宗统御小宗的宗法制度。若以春秋时各国宗族分化为宗与氏的现象言，宗法制度诚然存在，而且宗与氏对其成员的权威仍很有力（李宗侗，1954：192—196）。在金文铭文中，宗法制度并不明显可见（H.G.Cree1，1970：380—381），但周代封国以诸姬为多则是事实（H.G. Cree1，1970：376）。可能为成康间铜器的也：“也曰拜额首，敢邵告朕吾考，令乃鴅沈子，乍于周公宗，　
　　图25班(残)　
　　图26班腹内铭文
　　陆二公，不敢不休同公，克成妥吾考以于显显受命。乌，佳考肇念自先王先公乃克衣告刺成工。吾考克渊克□沈子其褱，多公能福。乌；乃沈子克，见猒于公，休沈子肇狃贮，乍丝，用乡己公，用多公，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用水霝令，用妥公唯寿。也用褱我多弟子我孙，克又井?，父乃是子。”（白川静，1966B：7—26）这一段铭文，不易通读。可知者，沈子是周公的后人，据说沈是鲁的附庸小国，“多公”指鲁公室，为沈子的大宗，而祝福及于“多弟子”则是大宗分出来的小宗。沈子是小宗，故有此祝辞。
　　西周金文中每见小子之称，其中有的是国王自己的谦称，有的是官名。但也有一些“宗小子”、“小子某”、“某小子某”，则可能都是小宗对大宗的自称。宗小子是大宗，小子某是王室的小宗，某小子某则是王臣家的小宗（木村秀海，1981）。如尊中的宗小子，唐兰以为是周王室的宗族（唐兰，1976：60；参看白川静，1978：175—176）；盠驹尊，“王弗望厥旧宗小子”（白川静，1967B：329），也是这种用法。小子某的例证，如小子生尊（白川静，1966A：783）。某小子某的例证，如九年卫鼎的颜小子具夆、卫小子家逆（白川静，1978A：268—273）。
　　宣王时的琱生二件，都记载了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在第一的铭文中琱生报告于“君氏”。君氏，相当于女君、君夫人。接下去则改称伯氏，指的是本宗的主妇。铭文末节又提到召伯虎自述“我考我母令”。显然召伯虎居于大宗，君氏是召伯虎的母亲，琱生是召氏的支庶，官职是大宰，在朝中地位不低。但在本家大宗的前面仍是恭谨听命的小宗。第二，召伯虎听狱有功获得赏赐，因此分给琱生，召伯虎自述“为伯”的地位及受“我考幽伯幽姜令”。琱生为此荣宠作器，“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朕烈且召公尝”，称召公为烈祖，称召氏为“宗君”，都可解释为宗族制度的证据（白川静，1971：841—872）。
　　考古发掘的西周墓葬，反映了西周宗族制度的可能存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有三十六座小型墓，分别排列为二至六个墓的墓群，每群中的各墓，或相对，或纵列，代表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各群间同在一个墓地，又当表示彼此间也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墓地当属于一个大家族，而大家族之中又可分若干较小的次级单位（苏秉琦，1954；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9—190）。
　　长安沣西西周墓地，张家坡的一三一座坟墓，分布四处。其中第四地点的四十八墓，大约分布为三组，每组各成单元，但又难截然分开，当代表墓群属于一个家族，族内又分为三个支族。张家坡第一地点有五十三座成人墓，十六座小孩墓，车马坑四座，也可分为六组，排列方式也有规律可循（图27）。甚至有一墓居中，左右二列对称，殆是按昭穆排列的方式。这六组可能代表了同一族的六个支族。有一组又有南北二列对称，则又是支族下的小分族了（考古研究所，1962：113—116；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0—192）。宝鸡斗鸡台和长安洋西张家坡的墓葬群，以小型墓为主，可能均是一般平民的墓地，因此反映的族制，也大概是一般平民的制度。
　　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规模甚大，包括大型墓八座，中型和中小型墓二十九座，小型墓二十八座，另有车马坑二座，马坑十二座。各墓排列井然，位次尚有痕迹可见。八座大墓集中墓地东西两边。最早一墓居东南。四区之间分散有中型墓及小型墓，而小型墓则集中在北部一区。这个卫国贵族的墓地，显然以八个大墓为主体，其余诸墓，或其从人，或为其亲属（郭宝钧，1964：3—6；考古研究所，1979：192）。
　　河北房山黄土坡西周时代的燕国墓地，已公布的有二处。第一处有四十一座墓，都是南北向排列，可分六组，其中第一组又分为两群，第二组又分为三群，第四组也分为两群。各墓排列，或并列，或错列。　
　　图27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第一地点西周墓葬墓位图　
　　图28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墓位图　　第二处有十四座墓，也均为南北向，又可分为两组，排列方式或并列或错列。这是燕国贵族墓地，其中不同的组群，可能表示一族中的不同分支。每一群中各墓规模相仿，但有的组群中有一座比较大的墓葬，也许是属于族长或家长（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74：309；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3—194）。
　　上村岭虢国墓葬群（图28）有二三四座墓，四座车马坑，一座马坑。各墓虽有大小，却均为南北向排列，从整个布局看，可分为南北中三组。南组以一座五鼎墓为最大，其西为两座三鼎墓，而二鼎墓和一鼎墓分散各处。北组以虢太子的七鼎墓居西，另有五鼎墓居其北面。中组以一座三鼎墓居中，八座一鼎墓散置四方。以上的三组区分，各以较小的墓葬拱卫最大而随葬鼎数最多的大墓，似乎表示有三个支族，各占一组（考古研究所，1959：图—乙；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94）。
　　西周的族制，自然不是任何人发明的，更不是为了分封制度而设计的。然而，这种以亲属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超越了地缘性团体。西周的分封诸侯，一方面须与西周王室保持密切的关系，休戚相关，以为藩屏；另一方面，分封的队伍深入因国的土蕃原居民之中，也必须保持自群之内的密切联系，庶几稳定以少数统治者凌驾多数被统治者之上的优势地位。是以现实的考虑，延长了周室的诸姬及异姓亲戚的族群意识与族群组织，在中国古代典籍上留下了宗法制度，驯致西周王权式微后，这份亲属的意识成为春秋诸姬间主要的维系力量。
　　传统的说法以为周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如《春秋》经文所记各国会盟次序，俨然如有这些等级位号。然而傅斯年早已指出，这五等爵的等级制度与《尚书》、《诗经》及金文资料均不能相符合。公伯子男都是一家之内论尊卑长幼的名称，原义并非官爵，也无班列，侯则是由射侯发展的武士之义。金文中侯伯二称最常见，傅氏所谓“伯为建宗有国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之殊爵”，颇可说明分封制下，一方面率领锡赐的族群，是为伯，一方面君临戍守的因国食邑，是为侯。家指人众，国指疆土。男之对侯，有隶属的意义；子之对伯，有庶长的分别。前引沈子，即是鲁国的庶子（傅斯年，1952：Vol.IV，97—129；又参看陈槃，1969：686—687；H.G.Cree1，1970：324—334）。封国由家族分化演变而来，殆已可以无疑。
　　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国，分遣其人众以控御四方，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正如上章曾论到，周初生产工具基本上与商代用具，同一水平。赖德懋（Lattimore）曾以为封建制度的发展，与所谓“治水的东方式农业”有关（OwenLattimore，1962：547）。然而西周分封，北至燕，南至汉上，西起渭域，东极海滨，农业与给水关系随处而不同，至今典籍与考古资料，都未见有水利设施。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H.G.Creel，1970：34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