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中原文化与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的新石器传统，与中原文化间的差距颇大。殷商文化虽然也远达江汉地区，到底只是点状的扩散（Kwang-chih Chang，1980：305—306，320—321）。因此，周人在北方黄土地带的优势，虽是征服，却不应当作异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内族群间关系的重组合，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居于主要的地位。分封制度，在这一层意义下，是统治族群与各地土著族群的重叠关系。
回到分封制度的本身来看，直接有关的史料在文献上有《左传》定公四年的那一段记载及《诗经》“大雅•崧高”和“韩奕”，在金文铭文中则为西周早期的宜侯及中期的大盂鼎。《左传》定公四年的文字，已在上章引过，不再重复。鲁卫唐三国个别的分配到若干礼器，如车、旅、弓剑、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职的属吏（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例如少皥之虚、殷虚、夏虚）与该地的人民（例如商奄之民）。分配给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测，当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缨，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组织，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在有关鲁侯的一段中，还提到“分之土田陪敦”，杨宽以为土田陪敦，即是《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土田附庸”，而且也即是金文铭文中出现的“庸”，当是指附着于土地上作为“庸”的耕作者，庸也即是仆庸。在鲁的奄民，就是这种附着奄地的原居民（杨宽，1965：81—82；伊藤道治，1975：232—236）。是以由定公四年的记载言，一个分封的侯国，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民旧族，一是附着在封地上的原居民。
由《诗经》的“崧高”及“韩奕”两诗来看，“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其中也提到王室颁赐的礼物，如车马及介圭，王室分拨的“私人”以及“于邑于谢”的“谢人”，“以作尔庸”。属民中有王室的人同去，借召伯的力量立国，而以当地的原居民作为仆庸。“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兗赤舄，钩膺镂锡，鞹鞃浅幭，鞗革金厄。……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韩侯不是初封，只是因朝觐而再受王命，确定合法的诸侯地位。因此，韩侯受王命戒饬，敬奉祖考的典型，正与金文中锡命礼的语气一样。韩侯受赐的礼物也不外旅章车马装饰及衣服，也与《左传》所述颇为一致。韩国初立时，燕师完筑城邑，而“因时百蛮”，语同“崧高”的“因是谢人”及《左传》的“因商奄之民”，也指藉百蛮（包括追貊之属）的服役，以服事韩侯。韩已立国颇久，却仍述及立国之初由“燕师所完”，其情形颇似“崧高”中屡次提到申国是“召伯是营”。二例合观，可能曾有召伯的人留在申国，有燕师的一部分留在韩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重耳借秦国的力量入晋。“晋侯逆夫人赢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又《左传》闵公二年，卫亡于狄，齐国帮助卫文公复国，其时卫国的遗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另有别邑共滕之民五千人。齐国派遣三百乘的兵力及甲士三千人留戍在卫文公的左右。这两件事都属春秋时，但借此二例或可说明诗中“召伯是营”及“燕师所完”二语的意义，至于召伯之众及燕人是否在申韩长期留驻，则不易考知。
成康时代的宜侯，全铭已见上章，兹不具引，其中锡命虎侯移封于宜，赏赐的礼物也是若干彝物及弓矢，以及“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比较前引《左传》及《诗经》的记载为精确，然而仍不易明白其确实四止。唐兰以为虎侯当是虞侯，本铭亦即泰伯仲雍受封吴国的记载（唐兰，1956：79），可备一说。“易才宜王人□又七生，易奠七白，厥用[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明列了三种属民，王人与奠，都以姓为单位，当是一个一个宗族，与《左传》殷民六族七族的情形相似。王人可能为周人，莫人则可能是殷代旧族郑人，随虎侯南戍。“厥”若干人，可能是附属于上述二类高级属民的服役人口，在宜庶人则是宜地的原居民，相当于《左传》的陪敦与金文的附庸（白川静，1965A：529—552）。
也属于成康时代的大盂鼎（图23），其铭文记载盂受锡命继承乃祖南公的职务，受民受疆土，先列举赐予衣服车马旅饰及“易女邦四白，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白川静，1965C：651—672；高鸿缙，1962）。人员的分配与宜侯矢的比例也很相似。邦以下当是在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矢的在宜庶人。夷王臣以下则相当于在宜王人那一项的服役人口。王臣的“臣”，人数少，而又有“伯”的尊称，显然不是低级奴仆，汪宁生以为此处之“臣”，并不是奴隶，而是职司服役人口的管理人员（汪宁生，1979）。人鬲的定义，有人以为是俘虏，也有人以为是俘虏转化为奴隶，也有人以为是可以按簿册校点人数的服役人口。不论语源如何，人鬲是服役的人口则无可置疑（杨宽，1965：100—110；徐中舒，1955；贝塚茂树，1962）。
图23大盂鼎
（又名周公、周公彝、邢侯）也是成康时代有关赐民姓的铭文：“隹三月，王令众内史曰：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人人。拜首。鲁天子厥顺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令又周，追考对不敢，邵朕福盟，朕臣天子，用册王令乍周公彝。”（白川静，1965C：592—603）这是赏赐邢侯三群臣属的册命。州人等三群人，据白川静的意见，都是殷王畿附近的居民（白川静，1965C：588—599）。陈槃以为三者都是东方国名，邢侯初封邢丘，赐以东方旧族，便是居三国的故地，是以《左传》闵公二年邢迁于夷仪，仍在邢国的旧地（陈槃，1969：266—267）。以此例延伸，则姬姓诸侯迁封于已臣服的故国，也认作为赐民姓，而不以封地为其内容。
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说至确（杨希枚，1952，1954，1955）。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命氏实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杨希枚，1955：195—197）。这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的阶级（Kwang—chih Chang，1980：162165）；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Richard Walker，1953；Cho—yunHsu，1965：78—100）。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
第二节 诸侯徙封的例证
至少在周初，分封制度甫
回到分封制度的本身来看，直接有关的史料在文献上有《左传》定公四年的那一段记载及《诗经》“大雅•崧高”和“韩奕”，在金文铭文中则为西周早期的宜侯及中期的大盂鼎。《左传》定公四年的文字，已在上章引过，不再重复。鲁卫唐三国个别的分配到若干礼器，如车、旅、弓剑、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职的属吏（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例如少皥之虚、殷虚、夏虚）与该地的人民（例如商奄之民）。分配给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测，当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缨，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组织，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在有关鲁侯的一段中，还提到“分之土田陪敦”，杨宽以为土田陪敦，即是《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土田附庸”，而且也即是金文铭文中出现的“庸”，当是指附着于土地上作为“庸”的耕作者，庸也即是仆庸。在鲁的奄民，就是这种附着奄地的原居民（杨宽，1965：81—82；伊藤道治，1975：232—236）。是以由定公四年的记载言，一个分封的侯国，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民旧族，一是附着在封地上的原居民。
由《诗经》的“崧高”及“韩奕”两诗来看，“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其中也提到王室颁赐的礼物，如车马及介圭，王室分拨的“私人”以及“于邑于谢”的“谢人”，“以作尔庸”。属民中有王室的人同去，借召伯的力量立国，而以当地的原居民作为仆庸。“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兗赤舄，钩膺镂锡，鞹鞃浅幭，鞗革金厄。……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韩侯不是初封，只是因朝觐而再受王命，确定合法的诸侯地位。因此，韩侯受王命戒饬，敬奉祖考的典型，正与金文中锡命礼的语气一样。韩侯受赐的礼物也不外旅章车马装饰及衣服，也与《左传》所述颇为一致。韩国初立时，燕师完筑城邑，而“因时百蛮”，语同“崧高”的“因是谢人”及《左传》的“因商奄之民”，也指藉百蛮（包括追貊之属）的服役，以服事韩侯。韩已立国颇久，却仍述及立国之初由“燕师所完”，其情形颇似“崧高”中屡次提到申国是“召伯是营”。二例合观，可能曾有召伯的人留在申国，有燕师的一部分留在韩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重耳借秦国的力量入晋。“晋侯逆夫人赢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又《左传》闵公二年，卫亡于狄，齐国帮助卫文公复国，其时卫国的遗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另有别邑共滕之民五千人。齐国派遣三百乘的兵力及甲士三千人留戍在卫文公的左右。这两件事都属春秋时，但借此二例或可说明诗中“召伯是营”及“燕师所完”二语的意义，至于召伯之众及燕人是否在申韩长期留驻，则不易考知。
成康时代的宜侯，全铭已见上章，兹不具引，其中锡命虎侯移封于宜，赏赐的礼物也是若干彝物及弓矢，以及“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比较前引《左传》及《诗经》的记载为精确，然而仍不易明白其确实四止。唐兰以为虎侯当是虞侯，本铭亦即泰伯仲雍受封吴国的记载（唐兰，1956：79），可备一说。“易才宜王人□又七生，易奠七白，厥用[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明列了三种属民，王人与奠，都以姓为单位，当是一个一个宗族，与《左传》殷民六族七族的情形相似。王人可能为周人，莫人则可能是殷代旧族郑人，随虎侯南戍。“厥”若干人，可能是附属于上述二类高级属民的服役人口，在宜庶人则是宜地的原居民，相当于《左传》的陪敦与金文的附庸（白川静，1965A：529—552）。
也属于成康时代的大盂鼎（图23），其铭文记载盂受锡命继承乃祖南公的职务，受民受疆土，先列举赐予衣服车马旅饰及“易女邦四白，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白川静，1965C：651—672；高鸿缙，1962）。人员的分配与宜侯矢的比例也很相似。邦以下当是在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矢的在宜庶人。夷王臣以下则相当于在宜王人那一项的服役人口。王臣的“臣”，人数少，而又有“伯”的尊称，显然不是低级奴仆，汪宁生以为此处之“臣”，并不是奴隶，而是职司服役人口的管理人员（汪宁生，1979）。人鬲的定义，有人以为是俘虏，也有人以为是俘虏转化为奴隶，也有人以为是可以按簿册校点人数的服役人口。不论语源如何，人鬲是服役的人口则无可置疑（杨宽，1965：100—110；徐中舒，1955；贝塚茂树，1962）。
图23大盂鼎
（又名周公、周公彝、邢侯）也是成康时代有关赐民姓的铭文：“隹三月，王令众内史曰：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人人。拜首。鲁天子厥顺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令又周，追考对不敢，邵朕福盟，朕臣天子，用册王令乍周公彝。”（白川静，1965C：592—603）这是赏赐邢侯三群臣属的册命。州人等三群人，据白川静的意见，都是殷王畿附近的居民（白川静，1965C：588—599）。陈槃以为三者都是东方国名，邢侯初封邢丘，赐以东方旧族，便是居三国的故地，是以《左传》闵公二年邢迁于夷仪，仍在邢国的旧地（陈槃，1969：266—267）。以此例延伸，则姬姓诸侯迁封于已臣服的故国，也认作为赐民姓，而不以封地为其内容。
综合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见，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其说至确（杨希枚，1952，1954，1955）。赐姓是赐服属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区，而归结为命氏，其中又包括给予国号（如鲁，如宜）、告诫的文辞（如“康诰”）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种服饰礼器）。命氏实系代表了由原有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杨希枚，1955：195—197）。这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的阶级（Kwang—chih Chang，1980：162165）；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Richard Walker，1953；Cho—yunHsu，1965：78—100）。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
第二节 诸侯徙封的例证
至少在周初，分封制度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