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是有使相一职的，寇准向真宗谢恩，说都是陛下的恩德，真宗告诉他是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深感惭愧，慨叹自己远不如王旦。寇准到任后过生日时大摆宴席，平时也超标准地享受，被人告发，真宗大怒：“寇准什么事都学我的样，这还了得！”如果有人稍加发挥，这完全够得上大罪。王旦却不紧不慢地说：“寇准人倒是贤能的，可就是呆得没有办法”。真宗的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

    而对王钦若这样的奸臣，王旦力劝真宗不要任命他为宰相。直到十年后王旦逝世，王钦若才如愿以偿。但他对王钦若也留有余地，当王钦若因与人在真宗面前争吵，引起真宗愤怒时，王旦并没有落进下石，而是劝真宗按正常途径处理。虽然王旦不得不带头庆贺天书降临，但对那些借献祥瑞钻营的人却不屑一顾。当陈彭年通过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文章，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纸封了。向敏中请他看一下，他说：“还不是想通过献祥瑞往上爬。”太监刘承【王圭】深受真宗宠幸，临死时请求封为节度使，真宗对王旦说：“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却不为所支，反问道：“要是以后有人要当枢密使（国防部长），怎么办？”真宗只得作罢。

    王旦家中经常宾客满堂，却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了角了值得推荐的人后，总是秘密报告皇帝，即使被采纳后也从不声张。直到他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才从档案中发现很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谏议大夫张师德是新科状元，两次上王旦门都未见上，以为被人家说了坏话，托向敏中向王旦解释。当讨论任命知制造（为皇帝起草诏令）一职时，王旦说：“可惜呀！要不该是张师德的。”原来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称赞张师德，但见张师德两次上门，很不以为然，说：“中了状元，本来就前程无量，应该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门路，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他不顾向敏中的一再请求，还是决定暂缓提升张师德，“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谓炉火纯青。他到兖州执行公务，太监周怀政同行，想找机会与他见面，他必定要等随从到全，穿上公服在办公室会见，谈完公事后就退场。以后周怀政因罪被杀，大家才佩服王旦的远见。一次发生蝗灾后，有人拾了死蝗虫报告真宗，真宗给大臣看了，第二天大臣们就带着死蝗虫要求在朝堂展览，然后率百官庆贺蝗灾的结束，只有王旦坚持不同意。过了几天各地上报，说飞蝗蔽天，真宗看着王旦说：“要是真让百官庆贺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一个算命人因为对宫内的事说三道四被杀了，在抄他家时发现了大批官员向他问吉凶的信件。真宗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说：“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他们也没有谈公事，算不上犯罪。”真宗的气还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问过卦的纸来说：“我年青微贱时也不免问过卦，一定要处罚，就将我送监狱罢。”真宗说： “此事已经揭露了，总得有个交代呀！”王旦说：“我作为宰相是要执国法的，岂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声张出去让别人抓把柄。”真宗碍着王旦的面子，答应让王旦处理。王旦回到办公处，立即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果然真宗又改变主意，派人来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有关官员因此而逃避了一场灾难。

    王旦敬重寡嫂，与弟弟王旭极其友爱，子女的婚姻不讲门第。平时生活俭朴，用的衣被都是极普通的。他从来不买田置宅，认为子孙应当自立，否则有了田宅，反使他们争夺出丑。真宗觉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装修，他说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变。他对家人从不发怒，饭食不干净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却不怪罪。家里人试他，故意在肉汤中放了点墨，他就只吃饭，说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下一次又在饭中放了点墨，他又说今天不爱吃饭，给我做些粥吧。

    可见王旦完全够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不愧为道德的典范。王旦顺从真宗，为伪造的天书圆谎，并不是识不破王钦若的阴谋，更不是贪图一尊美珠，而是不敢与“最高指示”对抗。他可以千方百计化解真宗的怒气，保护寇准和其他官员；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监的非分要求，拖延执行皇帝随心所欲的决定；但一旦意识到已经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心时，就再也没有勇气表示不顺从了。固然，我们可以指责王旦的私心，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谎言实在是难乎其难，何况皇帝说的谎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天命”！

    王旦为自己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他只能一次次带头欢呼庆贺，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责，常常闷闷不乐，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没有其他过错，只有不劝阻天书这件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要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下葬。”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逃脱不了历史的评判。但宋朝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巡游、庆祝、祭祀、建筑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样狂热的运动又给社会留下了多少创伤？从这一角度，我们是无法为王旦开脱的。

    比起王旦来，寇准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钦若排挤后当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一○一九），巡检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谎称在乾【礻右】山发现了天书。乾【礻右】山就在寇准的辖境，他女婿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密切，劝寇准与朱能合作，寇准就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 王钦若罢相后， 寇准以上获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当时有人劝寇准：“你的上策是到达首都附近后坚决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后就揭发乾【礻右】山天书的骗局，最下策是再当宰相，这会毁了你一生的声望。” 但挡不住宰相的诱惑，寇准将宝押给了朱能和周怀政。一年后，寇准受丁谓陷害罢相。一个月后，周怀政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丁谓与皇后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事件，寇准被贬相州（今河南安阳）。接着朱能拒捕后自杀，寇准又被贬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真宗死后更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海康），一年多后死于当地。本来，受丁谓这样的奸臣排斥会受到舆论的同情，但与朱能伪造天书联系起来就成了寇准洗不清的污点。或许有人要为寇准辩护：上报天书无非是随大流，手段不妨卑鄙。我不想对寇准的政治伦理作出价值评判，但试问，要是他不与朱能之类划清界线，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他复出后一年就再次下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在君臣上下丧心病狂时，知识分子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依然有人公开批评真宗的行为。当天书降临，百官争言祥瑞时，龙图阁侍制孙【百大百】却对真宗说：“我听过一句话：‘天何言哉！’天连话都没有，岂会有书吗？”真宗决定祀汾阴后，孙【百大百】上疏，从八方面提出了反对理由。他一针见血地揭露群臣的丑态：“现在见一只野雕、山鹿就当成祥瑞奏报，秋天旱灾冬天打雷也要作为吉兆称贺，背地里说怪话取笑的人有的是。”他甚至将真宗与同样封禅泰山、祀老子的唐明皇相比，劝真宗吸取唐明皇的教训，“早自觉寤”，“无为明皇不及之悔”。其他如王曾、张【上日下文】、崔立、张咏、任布等也都提出过各种反对意见。王曾还拒不接受“会灵观使”的任命，真宗责问道：“大臣应该傅会国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为何竟不合作？”王曾说：“皇帝听意见称为明，臣子尽忠心称为义。我只懂得义，不知道什么合作不合作。”他因此丢了副宰相的官，却未改初衷。

    孙【百大百】等人幸而生在优容士大夫的宋朝，真宗也还有一点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所以至多只是罢官降职。要是生在明朝，少不了会被拉到午门外打一顿屁股，或许会被活活打死。要是遇到一位暴君，必定有杀身之祸，说不定会殃及九族。要是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会被批被斗臭，砸烂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中有人被割断喉管再枪毙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因此而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更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结果。但即使如此，不也还是有人在说真话吗？

    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我们都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想到了当时更加狂热的“忠字化”运动，不少方面竟与天书封禅运动如出一辙。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居然会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重演，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几年前到泰安开会，在岱庙观赏“封禅大典”，看来是作为传统文化在向世人展示，或许也是为了吸引中外游客，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若干年后会不会将 “文化革命”、“忠字化”搬出来表演一番？是作为传统文化，还是作为商品经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