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逐鹿中原”，意思是说，谁占据了中原谁就能统治中国。这个成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既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文化核心地区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趋势，它有时强劲突显，有时也软弱黯然。但在周、秦、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最强盛的历史朝代里，这个趋势表现得尤为醒目。因此，它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主流现象。 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传说中有关夏人对东方的胜利，都意味着中原在当时已经很成气候了。所以，这个历史趋势的出现应该是更早的事情，而近十几年的考古学发现，提供了这段史前过程的资料。
一、公元前5000年的文化形势
近些年在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始于距今12000年前后。以后，有彭头山、皂市下层、马家浜等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泽文化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个稻作文化区的形成过程。但是，与之同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却不分明。 目前，我们对华北地区较早时期情况的了解，是通过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后李等几个文化得到它。它们已进入旱作农业经济时期，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旱作农业文化区。照此看来，华北旱作农业文化区的形成应当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极少有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使用这个过程之两端的材料构成一个假说，来推测华北旱作农业文化的形成。
旧石器晚期的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这些细石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全新世。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文化里，细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时，在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赵宝沟文化中，细石器还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这些地处北方地区的文化虽然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却更像联系华北旧石器晚期与磁山等文化的中间环节。这样便可以构筑一个假说，即自全新世以来，气候逐渐变暖，气候带也逐渐向北推移，原本适应华北地区干凉气候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随之向北退缩；停留在当地的人群则逐渐发展起适应温凉气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带。这个过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但以后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北进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对气候环境变迁最敏感的也许首先是人们文化中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部分，即旧有的包括打制石镞在内的细石器及其制造技术被新体系所替代，而带有习惯势力色彩的陶器，其变化过程可能滞后了一段时间。例如，在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黄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深腹罐形器，它们和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筒形罐应当有渊源关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纹在裴李岗等文化中也有发现。与其说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倒不如说它们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遗（注：赵辉《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这样，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它们的外围，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图一）。 附图{略}
在这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中，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了一些联系。以地理上毗邻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为例，两者的石器群种类形态相似颇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基本不见。这表明，两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联系，但饮食生活习惯还存在巨大差异，而风俗习惯也许更能表达人们群体心理的认同程度。 不过，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松散，却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钵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和以厚胎深腹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区尚未发现与后李同时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说，后李文化时期就已经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文化关系在后续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二、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陶器和石器为首的制造业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注：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附图{略}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