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在世界级的战略家眼里，简直就是一篇学院内部刊物的作文；在世界级的政治家眼里，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研究生的论文而已。
    从基层上来的戈尔巴乔夫，也看到了苏联国家在经济上的困境，看到了人民对僵化的体制的不满。1986年在苏联党的“二十七大”上他主持制定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1987年他又制定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他的基本思路是给企业放权，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就是完全自主经营。这种思路作为一个有着莫斯科大学学位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似乎还可以，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思路并不算高明。当时，这种改革的方法在中国已经实行好几年了，中国的一些地方和企业领导以及经济学家看到了这样改革的局限性，大声呼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在做进一步改革的试点。在大的经济体制不改革的框架下，到1988年末，苏联总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而且更加失调，1986??1988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低于号称“停滞时代”的1981??1985年。经济改革受挫以后，戈氏片面地把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于现行政治体制。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标志着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的身份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却是以一种苏联普通平民的心态和很不成熟的知识分子的语言，把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称为“官僚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他在各种公开的场合猛烈抨击苏联的政治体制，使得苏共和苏联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党内极端分子和分裂主义势力极为赞赏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推行，造成苏联社会的极度混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民主派开始与苏共争夺权力。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公开与苏共分裂。共和国的权力落到了民主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的手上。整个苏联社会严重动荡。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2.4%，日常必需品供应更加紧张。军队也开始出现不稳的现象，苏联的改革进程开始失控。
    书生气太过的戈尔巴乔夫在坚定地打碎了苏联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以后，却不能给苏联一个凝聚人心的新的意识形态，不能给国家的改革开出符合实际的建立新体制的药方。他放手把意识形态的重建交给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极端思潮，把新体制的解决寄托于命悬一线的政治改革。那个由他一手提拔起来又被他亲手打下去，一度被称为“最勇敢”的改革家的叶利钦，就在戈氏的眼皮底下，用戈氏极力提倡的公开选举的方法，夺取了苏联最重要也是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权。改革和国家的失控并没有使戈氏有所清醒，他所读的那么多的书，也没有在这个国家多难的时刻为这位国家领导人带来一点智慧的作用。情急之中，他天真地想到了“总统”这个称呼的实用性。他认为“总书记”这个职务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只有总统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称呼。他试图以“总统”这个职务来实现他对整个苏联国家的重新控制。于是在1990年他又“跌跌撞撞”地爬上了“苏联总统”这个位子。出乎他的意料但在他构建的新思维逻辑之中，1990年6月，依照苏联民族政策和宪法，苏联的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先后发布了主权宣言。苏联的解体已经初露端倪。
    假如这个时候在苏联全国采取强制措施，也许苏联还有一线期望。（历史往往没有假如，这是令人扼腕痛叹的）。可悲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还有闲心去海滨度假，他在尽情地享受着一个世界大国领导人在生活上无限的快乐。1991年8月19日，留在莫斯科的以副总统亚那耶夫为首的苏共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实行“紧急状态”，控制了在黑海之滨度假的戈尔巴乔夫。但令这些企图最后挽救苏联免于崩溃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经戈尔巴乔夫几年的“改革”和对苏联及苏共的猛烈抨击，苏联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苏联党和国家的信任，军心混乱，军队竟然认为没有必要为挽救现存的这个国家去做任何事情。政变仿佛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政变中要控制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叶利钦竟提前离开了莫斯科，去往遥远的阿拉木图“访问”去了。  “紧急状态”仅进行了三天就失败了。
    更为可笑的是，这个经历危机还处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位子的充满假学者味的戈尔巴乔夫，在被勇敢的叶利钦从休假地解救回来以后，竟还继续天真地想从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国家命运的叶利钦的饭碗里去分一点残羹。还在与叶利钦等原苏联境内新成立的“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讨论所谓“联盟”问题，为了他的“联盟”，他在叶利钦的要求下宣布了解散苏共的命令，进而又宣布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查机关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进而又同意与叶利钦在非常时刻二人可以互相“代行职务”。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心只想保住他的那个已经一钱不值的所谓“中央”不被取消，保住他的一钱不值的苏联总统的位子不被取消。他在这个时候思维更加混乱，甚至说他之所以在8.19事件中差一点失去权力是由于苏共对他的背叛。他还不知道他仅有的一点象征性的权力马上就要被他的“合作伙伴”彻底取消了。由此可以看到，戈氏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幼稚，政治敏感性多么迟钝，而又是多么醉心于权力的人。像这样一个毫无理智、毫无判断力的书生来掌权，真是苏联人民的悲哀。再以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二、  莽汉与书生两种品质共存的叶利钦
    叶利钦：1931年生于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克区的农村，俄罗斯族。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工业管道建筑公司工作。1959年任总工程师。196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设局长。1968年起叶利钦先后担任州建设部长和州委书记。1976年，44岁的叶利钦经苏共中央的直接任命，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他是当时苏联最年轻的地方领导之一。
    叶利钦的个性在许多方面与戈尔巴乔夫有相似之处，首先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似乎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好像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稳妥求全的人。他以工程技术专家的身份在地方上担任了多年党的领导职务，当然也看到了苏联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一样，也是一个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望和书生习气的人。但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叶利钦的性格像很多技术官僚那样急躁，敢做敢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甚至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破釜沉舟，敢于直接否定苏共的一切包括否定苏共的创始人及其思想。这种书生与莽汉的双重性格也造成他后来在治理俄罗斯国家的过程中在决策、用人和治国方针上一再出现失误。可以说叶利钦是在戈尔巴乔夫这片土壤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叶利钦就在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若夫斯克州那个遥远的地方心安理得地当他的第一书记了。并且在他到莫斯科来之前，已经在那个位子上干了九年。苏共中央的前几任总书记之所以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突击提拔叶利钦，可能正是认为叶利钦就只是一个技术官僚或者顶多是个州委书记的料子。可是历史偏偏叫他碰上了与他有着某种相同性格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同样心存幻想，狂热追求连西方自己也于焉不详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而对国内外局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和把握。
    1985年，刚刚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的管辖范围内的苏联石油工业重地秋明视察时，叶利钦作为对技术很在行的地方官僚，当然是全程陪同者，叶利钦的这次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