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漢城），1984年6月。日文譯文，載於《季刊．邪馬台國》（日本福岡）22，1984年冬號。）。又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補述〉（《韓國學報》4，1984-12。日文譯文，載於《季刊．邪馬台國》（日本福岡）26，1985年冬號）。
[6] 我的報告論文，參看〈台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收入高勾麗研究會《廣開土好太王碑研究100年》，漢城，學術文化社，1996）。
[7] 參看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世界歷史》1993-2），頁12。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收入杭州大學韓國研究所編《韓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4），頁204-213。
[8] 參看徐建新〈關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好太王碑原石拓本〉（《世界歷史》1995-2）、徐氏〈中國學界對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及拓本的研究〉（收入高勾麗研究會《廣開土好太王碑研究100年》，漢城，學術文化社，1996）。又，韓國林基中氏最近亦對北大圖書館諸原石拓本作集錄、釋文、解說，參看林氏《廣開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漢城，東國大學校出版部，1995)。林氏在〈解題〉(頁355-358)，對北大四個拓本張數的計算，與徐氏有異同，徐氏的計算是：北大A本56張、B本200張、C本199張（以單層紙計）、D本162張；但林氏的計算是：北大A本四幅共52張、B本十二幅(每幅用單層皮紙橫4張、?3張，總張數未見統計)、C本十二幅共126張、D本十二幅（總張數未見統計）。1997年8月，我也到北大圖書館調查這些原石拓本，並得到徐氏在旁解說，實在感謝。當時無注意到用紙張數問題，其後雖也拿到該館作成的好太王碑碑拓本九種的微卷一卷，但目前無法定其張數問題。
[9] 酒?本用紙數，各家說法不一，有131張、132張、133張、138張等說法。王健群氏認為是132張(參看前引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頁27)，徐建新採用李進熙說，以為每面用紙三、四十張，四面共有133張。此處暫時採用133張說。
[10] 參看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頁254。
[11] 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1。
[12] 參看前引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頁6。
[13] 上述年代之推斷，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2。按，1889年說係徐建新等採用武田幸男氏的說法。又，徐等以為傅館乙本與王氏藏本係同期，原則上此說可以接受，惟明確一點說，傅館乙本當稍早於王氏藏本。
[14] 這樣的看法，主要是採用徐建新氏說，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1。
[15] 1890年說，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47-248。1900年說，參看前引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頁35。
[16] 此事，王健群等曾作了詳細調查，參看前引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頁30-35。
[17]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8。
[18] 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54。
[19]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2。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08-213。
[20]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8。
[21]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9。
[22] 參照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12。其附注說明表中的第1~7項，是根據武田幸男說而作，第8項為徐氏設定；而第3、6項 ，徐氏亦作部分限定。
[23] 參照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1。
[24] 參看武田幸男〈廣開土王碑拓本求〉(《朝鮮學報》126，1987-10)、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49。
[25] 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2。
[26] 前引徐建新〈中國學界對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及拓本的研究〉，頁80。
[27] 耿鐵華氏最近出版的《好太王碑新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79-322共收包含耿氏在內的十六位釋文，提供較為簡便的對照表，讀者可參看。耿書無包含徐建新（王氏藏本部分釋文，參看前引王培真、徐建新〈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發現及其研究〉，頁13-19；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21-229）、白崎昭一郎(參看氏著《廣開土王碑文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李亨求(參看李亨求、朴魯姬共著《廣開土大王陵碑新研究》，漢城，同和出版公社，1986)等。林基中氏收有廿三位（種）(包含趙葵畦集釋及林氏在內)的部分文字校釋（參看前引林氏《廣開土王碑原石初期拓本集成》，頁333-351）。
[28] 參看前引拙作〈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台灣所藏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補述〉、〈台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
[29] 各家學說，參看前引拙作〈台灣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碑文研究〉，頁132-134。拙稿此處主要提出「來渡海」一詞，在六朝時期是一個待殊用語。
[30] 參看前引李亨求、朴魯姬《廣開土大王陵碑新研究》，頁113-214。
[31] 參看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21。以下徐氏說，主要是參考此文，其他各家的說法，請參看注25，不再一一注明。
[32] 參看前引徐建新〈北京現存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調查與研究〉，頁214-217。
[33] 沙畹本是1907年入手(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51)。
[34] 參看前引武田幸男《廣開土王原石拓本集成》，頁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