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ess)，堪稱為至今最有深度的一本環境史著作，而其影響也開始得到歷史學家的肯定。葛洛夫把環境史的早期演化上溯至二十世紀初期對於全球乾旱(global desiccation)理論的探討，生態學的出現，利用航空照片研究土地利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至於環境史做為一門跨領域的研究，則可溯自1955年出版的霍金斯(W. G. Hoskins)著，《英國地貎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這本書對於後來研究英國地方史和森林史有深刻的影響，甚至成為霍金斯學派(Hoskins school)。這個學派也成為許多地區環境史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在澳洲。此外，必須注意的是，在後殖民時代早期，環境史主要限於英國、法國、美國、澳洲、南亞和東非等地區，而在1975年以前主要是限於英國和澳洲。當然，在法國另有其學術傳統--年鑑學派--的傳承和影響，至少可上溯至1920年代。葛洛夫特別指出環境史在澳洲的特點，有別於以美國為中心的環境史研究，值得半乾旱及熱帶地區環境史研究之借鏡，也有助於做環境史的比較研究。[3]      
    在1972年8月，美國歷史學會西部分會出版的期刊，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有一期環境史的專刊。在1974年5-6月，法國年鑑學派的期刊，Annales: Economie, société, civilisations，也有一期環境史的專刊。目前，環境史已有兩份重要的學術期刊，一份是在美國出版的Environmental History，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出版，在1976年創刊時原稱為Environmental Review，於1990年改名為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又於1996年改為今名，並重新自第一卷開始。另一份是在英國出版的Environment and History，於1995年創刊，強調人文科學與生物科學的跨領域研究。此外，近年也有兩部重要的工具書出版。一部是2002年出版的《美國環境史指南》(Carolyn Merchant,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另一部是2004年出版的三巨冊《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tephen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這些期刊和工具書的出版意味著環境史已是相當成熟的學術領域，雖然各國環境史研究的程度仍頗有差距。      




[1] Alfred W.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4 (October 1995), pp. 1177-1189.  
[2] James O’Connor,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pitalism, Nature, Society, 8.2 (June 1997), pp. 3-27.   
[3] Richard H. Grov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261-282.

三、中國環境史研究之現況
 
     在此我不可能對中國環境史現有的研究成果做一個通盤的考察。但我必須指出，在十幾年前伊懋可曾就中國環境史研究的情況略做評述，他提到了史念海、譚其驤、陳橋驛、袁清林等人的著作。[1] 在2004年Environment and History刊出北京大學包茂宏介紹中國環境史的文章，相當詳細的列舉了中國學者的著作，並指出中國環境史研究現存四個問題：理論基礎薄弱、缺少生態與環境科學的知識、當代環境史的研究尚待加強、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學術交流亟需加強。[2]另外，廈門大學歷史系鈔曉鴻也發表《生態環境與明社會經濟》一書，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近年中國大陸生態環境史的研究及尚待加強之處。[3] 在此，我想先略為介紹近年來外國學者對中國環境史的研究成果，再談個人對於做中國環境史研究的淺見。
在研究中國環境史的外國學者中，最重要的先驅學者當推伊懋可。前面已經提到他在1990年發表了第一篇針對中國環境史研究而提出的構想。在那篇論文中，伊懋可首先指出，科學技術對於環境史的重要性。以技術為中心，進而從氣候、地貎、海洋、植物、動物等各方面的脈絡探討環境變化的型態。他也指出，可從宗教、哲學、藝術與科學角度來認識自然。他認為，在短期內從事中國環境史研究要面臨的問題是，認定一些可以在適度的範圍內完成任務，而且可以引導我們走上正確途徑的研究課題。在這些課題中，最具有潛力的可能是各種不同的社會焦點(social foci)，在這些焦點中社會如何做出影響環境的決策，及其造成的回饋機制。以比較不抽象的話來說，這些社會焦點是指各種制度，諸如官僚體系、封建采邑、部落、村落、家庭、有限公司、集體組織等等。此外，他也指出，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環境史研究可以注意五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資源邊疆(resource frontiers)，也就是探討在時間過程中那些地區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產因素相對的豐富。第二個主題是水利系統的各種技術與生態。第三個主題是的森林、木材貿易與使用木材的技術。第四個主題是大型馱獸的歷史。最後一個主題是中國的居住環境(built environment)。[4] 在1993年，伊懋可又發表一篇論文，討論三千年來中國經歷了不持續的成長。這篇論文除進一步闡明與環境史相關的觀念外，指出對中國環境衝擊的主因，在早期是由於追求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在後期則是人口的壓力。這篇論文也詳述了中國森林消失的過程，以及分析水利系統過度發展，以致於形成技術與環境互動被鎖在內(lock-in)的現象。[5] 十幾年來，伊懋可發表了不少關於中國環境史的論文，這些論文大部分在2004年以《象群的撤退》為題結集成一本巨著。[6]   
    在1993年12月13-18日，有十幾位從事中國境史研究的外國學者出席由伊懋可和我共同主辦，在香港舉行的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參與這次討論會的學者大多數是歷史學者，但在討論會中，不同學科的學者，包括歷史學者、考古學者、植物學者、經濟學者、森林學者、地理學者、水文學者、微生物學者一起討論，交換意見，跨領域的對話相當交融。會後，論文經過修改，以中文和英文分別出版論文集。中文本《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於1995年由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出版，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收錄論文24篇；英文本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於199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論文21篇。中英文本所收錄的論文大致相同，但其中有四篇只出現於中文版，有二篇只出現於英文版。無論如何，這可能是中國環境史的第一部論文集，含蓋的主題範圍相當廣。除了有二篇論文把中國環境史放在亞洲和世界的角度來觀照外，其他論文探討的問題涉及自然環境的變化、人類聚落的變化、邊彊的開發、水環境、氣候變化、疾病與環境、官員對環境的看法、文學作品中呈現的環境觀、民間對環境的觀感、以及臺灣與日本的近代經濟發展與環境變遷。
    在參與1993年討論會的外國學者中，近年有環境史專書出版的另一位學者是馬立博(Robert B. Marks)。他在1998年出版了探討嶺南地區環境史的書，追溯自漢朝以至清朝嶺南地區的開發，涉及聚落與生態環境的變化，人口的增加，氣候變化與農業生產，糧食貿易，倉儲制度與糧食供應系統，稻米市場整合對環境的影響，人口壓力促使桑園圍的發展與山地的進一步開墾，從而造成老虎的消失。[7] 在2002年，馬立博出版了另一本書，從全球與生態敘述的角度來探討近代世界經濟的興起及其環境效應，他認為歐洲的科學並未導致工業革命。[8]
    參與1993年討論會的其他外國學者還有日本的斯波義信，法國的魏丕信(Piere-Étienne Will)、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荷蘭的費每爾(Edward Vermeer)，美國的安．奧思本(Anne Osborne)，香港的程愷禮(Kerrie MacPherson)，以及澳洲的費克光(Carney T. Fisher)、安東籬(Antonia Finnane)等人，他們之中有好幾位在中國社會經濟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