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慕容三藏墓志铭考释(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不实之词少见,提供的新信息比较多,主要体现在:三藏的籍贯、先人任职、三藏本人任职、夫人及家室、卒年的具体日期等方面,特别是周齐嬗代之时,墓志所记的情况为正史所无,揭示出三藏受任北周的部分内情。
第三,三藏的正史文献和墓志很具体地刻画了一个鲜卑皇室后裔如何从前燕到隋朝、唐朝的仕任变迁的过程。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则展现出北方游牧民族的个体如何展转反复,从游牧地区到农耕地区的发展变化的历程。从前文记载可知,三藏有具体记载的先人是他的第七代祖慕容恪,恪是前燕文明皇帝慕容皝的第四子,以后是高祖腾、曾祖郁、祖远、父绍宗,从恪到三藏本人共为七代,中间只缺载恪、腾之间的一代,其家世谱系基本保留完好。慕容恪与慕容皝属于前燕王朝,到恪之孙慕容腾开始投奔北魏,迁居到代地,以后郁、远仕任北魏王朝,到绍宗时正值北魏末期,他在尔朱兆失败后转投高欢麾下,进入北齐。到三藏本人,根据墓志的记载,三藏生于546年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北齐代魏、北周代北齐之时,他分别是5岁和32岁;隋代北周时,三藏是36岁,这说明,三藏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隋朝度过的。从官衔上看,三藏在北齐的最后任职是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将军、范阳县公,分别是从一品、正二品[21];在北周的任职是大将军、晋州刺史,前者为正九命,为最高级别;后者为正八命或八命[22];在隋朝的任职是 淮南郡太守、金紫光禄大夫、河内县公,根据上文的研究,分别是从二、从三和从一品。看来,三藏在齐、周、隋三朝都受到重任,地位颇高。三藏的儿子遐在隋朝任澶水县丞,其孙知廉任唐雍州泾阳县尉,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官品降低了很多。
第四,慕容三藏所代表的鲜卑人,是中国历史上起源于东北,并向西、向南发展的游牧势力,他们早在东汉和帝时期北匈奴西迁之后就开始了向外拓展的路程;西晋灭亡前后,鲜卑中的慕容、宇文、段氏、乞伏、拓拔等部落相继南下建立政权,他们在汉人居主的地区立脚,就面临着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协调关系,所以鲜卑人在入主中原后汉化的加强,是他们得以活跃和稳定的条件。不论是慕容部还是拓拔部,汉化始终是他们要解决的重大课题[23]。三藏先人与后人的活动,至少从慕容腾以后,都离不开这个轨迹。到三藏之父慕容绍宗之时,他生活的魏、齐,特别是他在青州和徐州的任职,都在传统的中原核心地区,绍宗不可能不受影响,对绍宗而言,应该说他所面临的汉文化是他熟悉并浸染其中的文化。到三藏这一代,他面对的不是汉文化的问题,而是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与无知,我们在正史里很少见到三藏鲜卑人文化特色的记载和反映,说明他在其先人汉化的基础上更加汉化了。倒是墓志里还留有他出自鲜卑人、娶高车女这些北方民族特征的记述。不过,在叱李氏死后,三藏的第二个妻子就变成了汉人,可见,生活在中原的三藏,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他想要娶鲜卑人或北  方民族之女者,可能比娶汉女的机会要小得多。三藏生活在隋唐的儿子和孙子,虽然留下的资料有限,但从蛛丝马迹里亦可窥见,他们对其先人状况的了解可能更少,鲜卑人及其文化作为记忆和追念,是他们认同本民族的唯一方式。


 
[1]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72页。
[2] 墓志铭最早收藏在《河南千唐志斋》;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64-565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辑第249-251页。
[3] 对墓碑一类内容的记载,唐朝是有规定的。按唐丧葬令:"诸碑碣,其文须实录,不得滥有褒饰。"(见[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丧葬令第三十二《官品碑碣》,栗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令文并没有更具体的规定,不知是遗失了,还是原本就没有,不过从出土的大量墓志铭文撰写的情况看,墓文的撰写明显有规则,至少存在着习惯法则。
[4] 鲜卑人的汉化进程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措施是非常明显的,这已为人所熟知,但那主要是拓拔系统。而慕容氏建立的燕国,早在拓拔部发展之前就已南下,其汉化也十分明显。参见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载《东吴历史学报》(台湾)第1期,1995年4月。
[5] 关于尔朱氏控制北魏政权的情况,参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2分册,又收同作者《整个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6] 见《资治通鉴》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四月条;《北齐书》卷13《清河王岳传》。
[7] 参见《唐令拾遗》卷丧葬令第三十二,第757-760页。
[8] 见《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册第1264页。
[9] 按北齐设置东南道行台就在徐州,二者的地位相等。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
[10] 见《通典》卷180《州郡十·彭城郡》。
[11]  唐朝的徐州是上州,见《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徐州》。
[12]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585-586页;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
[13] 参见拙稿《隋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待刊。
[14] 参见《周书》卷21《尉迟迥传》。
[15] 同注13。
[16] 见《隋书》卷30《地理志中》汲郡条。
[17]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04、297-300页。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6"技也"条将叱李误作技也,岑仲勉有辨证,见该书第2册第816-817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
[18] 段氏亦鲜卑人,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42-244页。
[19] 妃嫔之再嫁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参见《 北齐书》卷10《永安简平王浚传·任城王湝传》、卷12《琅邪王俨传》。
[20] 见《隋书》卷28《百官志下》。按隋朝的淮南郡太守一职,《隋志》比定中州刺史为从三品,但淮南郡级别无载,《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寿州条(大致相当于隋淮南郡)记该州为唐朝四等制中的中,以此推定隋淮南郡为中。
[21] 见《隋书》卷27《百官志中》。
[22] 见《周书》卷24《卢辩传》;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卷州牧刺史第二十六、命品第三十。
[23] 参见唐长孺〈拓拔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拓拔族的汉化过程〉,载同作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载《东吴历史学报》(台北)第1期,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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