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2）(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绢至三千万匹。”〔54〕
又如文宗时的郑注，
“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55〕
如此之辈盖可称之为有“绢癖”。其他有绢癖者，虽未必尽如他们之豪，但为数也一定不少。不说自明，他们聚积偌大数量的绢，不惟富豪巨贾不是为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贵族官僚也只能是为了向市场进行交换。这反映，在商业中心的长安，绢帛具有多么大的势力！
绢帛之所以具有特别大的势力，原因在于它有着特别广阔的市场。我们知道，早在汉代，中原输出的丝绢就已远及塞外、西域、印度、西亚、乃至于西方的罗马帝国。当时人曾把取道新疆、通往中亚的商道称为“丝路”；希腊罗马人则把中国径称为“赛里斯国”〔56〕，惟当时的输出仍未很盛，所以在较远的地方绢帛还是一种难得之物，被视若奇珍〔57〕，汉代以后，中原多故，丝绢输出未闻有若何发展；直至南北朝后期，始显然又渐趋活泼。到了唐代，一则由于中原生产的发展，绢的产地和产量大为增加；再则由于各族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交换绢帛的需要加多加切；益以唐帝国的强大为经济交流提供了条件；于是绢帛的市场空前扩大，绢帛成了唐朝对四周各族各国进行交换的强有力的手段。其著者如唐廷与突厥、回鹘……的交易以及对他们的赠与就主要是用绢帛支付的。除此以外，私人和商贾也无不如此。如《旧唐书·赵憬传》载：“前后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窥利。”《归崇敬传》载：“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党项羌传》载：“〔元和间〕，部部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都是其例。同时，绢帛还波浪般地经过边疆各族商贾之手，辗转流通到更远的地区。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竟使一些位于商道上的少数民族也充斥绢帛，并用来作为货币，虽然他们那里并不盛产丝绢。如南诏，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载：
“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又如高昌，直到宋初还有人看到那里在用绢。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载：“太平兴国六年五月，诏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来上云：……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者才直一丈。……”把这种现象和前引《敦煌资料》“往西州充使”、“往伊州充使”而借绢的借约联系起来，就可看到那里一贯在流通着绢帛。这些地区的绢帛无疑主要是从中原陇蜀流去的。以上所述，自然只是一些片断的反映，但即此已可概见，绢帛的市场是多么广阔。由是不难理解：为什么绢帛成了最能吸引商人资本的磁石，使得无数的唐商、胡商、蕃商……趋之若鹜地到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城市里去猎取它。?
现在要从另外一面来看一看，作为一种商品，它是怎样走到市场上来的。就唐代的社会结构看去，它的来路大略有三：一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抛出的剩余消费品；二是农民的部分剩余生产品；三是城市丝织手工业者的生产品。在这三条来路中，当然以第一条为最巨，第二条次之，第三条又次之。这是因为剥削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农民阶级占有直接生产者的绝大多数，而城市小手工业者为数最少的缘故。然而正是第一、第二条路上来的绢，当其进入交换过程之前，却并不曾是商品。不言而知，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绢是通过庸调、贡献、禄赐、地租、赂遗……得来的。如李袭誉的绢是靠了那“赐桑千树”；杨国忠的三千万匹是靠了“中外饷遗”……其间并没有什么市场关系。农民的绢是自己生产的；从在永业田上栽桑，到从家内织机上断下匹帛，全部生产过程也都和市场无关。(自然不是丝毫没有，比方置备织机就可能要通过市场。但除此极少的交换外，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只有城市小手工业者，不能不和市场相联系。他们必须购买原料、生活资料……才能进行绢的生产。?
从这三条路上来的绢，当其进入交换过程时，又依其来路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农民用他的绢直接向商贩交换盐铁之类的必需品；城市小手工业者用他的绢去换取铜钱；这在前边已经述及了。这里要说的是，那些为数最巨的、剥削阶级的绢怎样进入市场。假若只从交换的性质上看，那么他们的交换实际和农民的无殊：第一，他们不需要换取铜钱去购买原料和生活资料；第二，他们卖绢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因此，只要商人愿意接受他们的绢，他们当然用不着先换成铜钱，然后才去购买。而商人呢，如上所述，正在四处猎取绢帛。假若他们交易的对方用绢帛作为手段来购买他们的商品，那正好是投其所好，他们当然也是乐于接受的。这种交易，实际上仍是双方同时互为买主和卖主，不惟不需要“面目滥恶”的铜钱为之媒介，即令是光彩夺目的金银也无法侧身于其间。
?
当然，不可能每个商人都是绢商，也不可能每个绢商手中的商品尽能适应一切买者的需要。但是，既然社会的最大购买力表现为绢帛，而绢帛又有着最广阔的销路，那么，其他商人虽不从事绢帛贸易，也势必要借助绢帛来进行贸易。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出售商品，得适应买者，接受其绢帛；另一方面，得到绢帛之后，可以旋即转贸给绢商，又并无壅滞之患。这于他们无不利，他们何必拒用绢帛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实际等于绢商的代理人；而绢帛在他们手中，也就由一般的交换手段变成了流通手段。这种交换方式扩张开去，一切人都可以使用绢帛，市场上便“钱帛兼行”了。?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绢帛在作为流通手段而流通的时候，能不能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依据我们所看到的实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借助于铜钱；一是独立来表现。前者是，绢帛以其铜钱价格和其他商品的铜钱价格相比，经过折合，然后支付。如《唐国史补》卷上载：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童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叟，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这个故事表明：用钱或绢，完全无别；至于价值尺度则是铜钱。
但据另一些例子看来，绢帛也可以径行表示物价〔58〕。因之，有的物价记录，时而以钱，时而以绢。如《新唐书·食货志》载：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
《旧唐书·郭无振传》载：
“〔武后时，〕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
同是谷物价格，前一则以绢表其贵，以钱表其贱；后一则反是。这说明，谷物有两个价格：铜钱价格和绢帛价格。绢帛是有着一定的价值尺度职能的。?
绢帛之所以能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职能有其必然的理由：第一，既然在许多场合径用绢帛来进行交换，那么许多商品的价值自然会表现为绢帛价格；第二，绢帛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所普遍生产的东西〔59〕，人们一般都知道一匹绢含有多少劳动，因此，在铜钱流通有局限的情况下，它适宜于体现社会劳动(因此，唐朝律令“平功庸”，一以绢为准而不用钱；“平赃”虽计以钱，而最后还得折成绢〔60〕)；第三，封建朝廷为了征收绢帛，很久以来就规定了匹绢的长度、宽度、重量、质量〔61〕，绢帛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绢帛是市场最广、流通量最大的商品这个条件。马克思说：“等价形态是社会地附着在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上，这特种商品因此成了货币商品，或当作货币来发生机能。”??
又如文宗时的郑注，
“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55〕
如此之辈盖可称之为有“绢癖”。其他有绢癖者，虽未必尽如他们之豪，但为数也一定不少。不说自明，他们聚积偌大数量的绢，不惟富豪巨贾不是为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贵族官僚也只能是为了向市场进行交换。这反映，在商业中心的长安，绢帛具有多么大的势力！
绢帛之所以具有特别大的势力，原因在于它有着特别广阔的市场。我们知道，早在汉代，中原输出的丝绢就已远及塞外、西域、印度、西亚、乃至于西方的罗马帝国。当时人曾把取道新疆、通往中亚的商道称为“丝路”；希腊罗马人则把中国径称为“赛里斯国”〔56〕，惟当时的输出仍未很盛，所以在较远的地方绢帛还是一种难得之物，被视若奇珍〔57〕，汉代以后，中原多故，丝绢输出未闻有若何发展；直至南北朝后期，始显然又渐趋活泼。到了唐代，一则由于中原生产的发展，绢的产地和产量大为增加；再则由于各族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交换绢帛的需要加多加切；益以唐帝国的强大为经济交流提供了条件；于是绢帛的市场空前扩大，绢帛成了唐朝对四周各族各国进行交换的强有力的手段。其著者如唐廷与突厥、回鹘……的交易以及对他们的赠与就主要是用绢帛支付的。除此以外，私人和商贾也无不如此。如《旧唐书·赵憬传》载：“前后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窥利。”《归崇敬传》载：“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党项羌传》载：“〔元和间〕，部部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都是其例。同时，绢帛还波浪般地经过边疆各族商贾之手，辗转流通到更远的地区。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竟使一些位于商道上的少数民族也充斥绢帛，并用来作为货币，虽然他们那里并不盛产丝绢。如南诏，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载：
“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又如高昌，直到宋初还有人看到那里在用绢。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载：“太平兴国六年五月，诏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来上云：……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者才直一丈。……”把这种现象和前引《敦煌资料》“往西州充使”、“往伊州充使”而借绢的借约联系起来，就可看到那里一贯在流通着绢帛。这些地区的绢帛无疑主要是从中原陇蜀流去的。以上所述，自然只是一些片断的反映，但即此已可概见，绢帛的市场是多么广阔。由是不难理解：为什么绢帛成了最能吸引商人资本的磁石，使得无数的唐商、胡商、蕃商……趋之若鹜地到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城市里去猎取它。?
现在要从另外一面来看一看，作为一种商品，它是怎样走到市场上来的。就唐代的社会结构看去，它的来路大略有三：一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抛出的剩余消费品；二是农民的部分剩余生产品；三是城市丝织手工业者的生产品。在这三条来路中，当然以第一条为最巨，第二条次之，第三条又次之。这是因为剥削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农民阶级占有直接生产者的绝大多数，而城市小手工业者为数最少的缘故。然而正是第一、第二条路上来的绢，当其进入交换过程之前，却并不曾是商品。不言而知，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绢是通过庸调、贡献、禄赐、地租、赂遗……得来的。如李袭誉的绢是靠了那“赐桑千树”；杨国忠的三千万匹是靠了“中外饷遗”……其间并没有什么市场关系。农民的绢是自己生产的；从在永业田上栽桑，到从家内织机上断下匹帛，全部生产过程也都和市场无关。(自然不是丝毫没有，比方置备织机就可能要通过市场。但除此极少的交换外，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只有城市小手工业者，不能不和市场相联系。他们必须购买原料、生活资料……才能进行绢的生产。?
从这三条路上来的绢，当其进入交换过程时，又依其来路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农民用他的绢直接向商贩交换盐铁之类的必需品；城市小手工业者用他的绢去换取铜钱；这在前边已经述及了。这里要说的是，那些为数最巨的、剥削阶级的绢怎样进入市场。假若只从交换的性质上看，那么他们的交换实际和农民的无殊：第一，他们不需要换取铜钱去购买原料和生活资料；第二，他们卖绢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因此，只要商人愿意接受他们的绢，他们当然用不着先换成铜钱，然后才去购买。而商人呢，如上所述，正在四处猎取绢帛。假若他们交易的对方用绢帛作为手段来购买他们的商品，那正好是投其所好，他们当然也是乐于接受的。这种交易，实际上仍是双方同时互为买主和卖主，不惟不需要“面目滥恶”的铜钱为之媒介，即令是光彩夺目的金银也无法侧身于其间。
?
当然，不可能每个商人都是绢商，也不可能每个绢商手中的商品尽能适应一切买者的需要。但是，既然社会的最大购买力表现为绢帛，而绢帛又有着最广阔的销路，那么，其他商人虽不从事绢帛贸易，也势必要借助绢帛来进行贸易。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出售商品，得适应买者，接受其绢帛；另一方面，得到绢帛之后，可以旋即转贸给绢商，又并无壅滞之患。这于他们无不利，他们何必拒用绢帛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实际等于绢商的代理人；而绢帛在他们手中，也就由一般的交换手段变成了流通手段。这种交换方式扩张开去，一切人都可以使用绢帛，市场上便“钱帛兼行”了。?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绢帛在作为流通手段而流通的时候，能不能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依据我们所看到的实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借助于铜钱；一是独立来表现。前者是，绢帛以其铜钱价格和其他商品的铜钱价格相比，经过折合，然后支付。如《唐国史补》卷上载：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童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叟，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这个故事表明：用钱或绢，完全无别；至于价值尺度则是铜钱。
但据另一些例子看来，绢帛也可以径行表示物价〔58〕。因之，有的物价记录，时而以钱，时而以绢。如《新唐书·食货志》载：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
《旧唐书·郭无振传》载：
“〔武后时，〕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
同是谷物价格，前一则以绢表其贵，以钱表其贱；后一则反是。这说明，谷物有两个价格：铜钱价格和绢帛价格。绢帛是有着一定的价值尺度职能的。?
绢帛之所以能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职能有其必然的理由：第一，既然在许多场合径用绢帛来进行交换，那么许多商品的价值自然会表现为绢帛价格；第二，绢帛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所普遍生产的东西〔59〕，人们一般都知道一匹绢含有多少劳动，因此，在铜钱流通有局限的情况下，它适宜于体现社会劳动(因此，唐朝律令“平功庸”，一以绢为准而不用钱；“平赃”虽计以钱，而最后还得折成绢〔60〕)；第三，封建朝廷为了征收绢帛，很久以来就规定了匹绢的长度、宽度、重量、质量〔61〕，绢帛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绢帛是市场最广、流通量最大的商品这个条件。马克思说：“等价形态是社会地附着在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上，这特种商品因此成了货币商品，或当作货币来发生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