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就是沒有飯吃，沒有棲身之地，沒有錢就醫，沒法上學，沒有工作。貧窮的人前途茫茫，過一天算一天，貧窮的人沒有代言人，沒有能力翻身」。1 扶貧救恤因此應是任何一個政府當務之急的項目。然而由於政府人力、財力的限制，民間社會一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2 世界銀行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要脫貧致富，除了必須提高經濟成長，降低貧富差距外，更需要善為利用社會資源，動員善心人士，建立起民間的扶貧救恤組織。3 中國歷代也不乏民間發起的扶貧救恤。4 在這些實踐中，宋代的鄉約、社倉及民國時期的儲押農倉制度和合作社，有一個同樣的特色，那就是它們都是運用自治的機制，建立起有效的救濟組織和制度。 
　　「鄉約」源於北宋陝西藍田，由呂大鈞（1031－1082）發起成立，後世稱之為「呂氏鄉約」。約中明確宣示「患難相恤」是自治事業的一部分。約中人應互助互愛，對貧困但守本分的鄉人，「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這種制度為鄉中需要救助的人提供了社會保障。南宋時，大儒朱熹看的更遠，他創建的社倉制度，不僅平年能對窮困的人提供保障，災年或荒年對全村、全鄉、甚至全縣都能提供經濟上的保障。社倉是以人民互助的方法組成的一種自治性組織，有效地達到了救災扶貧的目的。由於社倉制度同時具有扶貧和賑災的功能，宋以後每個朝代都設置社倉。民國時期採行的一種自治扶貧的辦法是儲押農倉制度。豐年時，為了避免穀賤傷農，農戶可以將稻穀儲押在農倉，申請低利率的押貸。等到穀價漲了之後，農民可隨時贖回稻穀。儲押農倉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改良式的常平倉。民初另一種自治扶貧的辦法是發源於德國的信用合作社制度，由當時的華洋義賑會推廣，對重建農村經濟發揮了很大作用。雖然合作社是西方的產物，但與中國社倉的自治精神和運作方法非常相似。
　　這些前人扶貧救恤的經驗，打破了以往認為扶貧救恤與自治是屬於兩個不同研究範疇的觀點。相反的，扶貧不只是自治事業當仁不讓的一個項目，自治也往往是最好的扶貧救恤辦法。本文針對這幾個扶貧辦法，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探討扶貧與自治間的關係。首先我簡要介紹鄉約、社倉、儲押農倉、合作社的源起、制度設計和運作方法，來說明扶貧救恤與自治間的關係。然後，再從自治和扶貧的角度，討論中國現行的合作社制度，由此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議，希望對解決當前中國的扶貧救恤，有值得參考之處。 
    一、《呂氏鄉約》
　　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陝西藍田呂大鈞（1031－1082）首創《呂氏鄉約》。5 鄉約者，為鄰里鄉人，互相勸勉，以相助協濟為目的之一種制度，有如下幾個特點：1、自願加入；2、由眾人推選領導人，「約正一人或二人，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3、以聚會的形式，使鄉人相親，淳厚風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4、賞罰公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用記錄在案督促眾人，用開除懲罰不可救藥的；5、議事民主，「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6 
　　蕭公權推崇《呂氏鄉約》「於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制。」「此種組織不僅秦漢以來所未有，即明初『糧長』『老人』制度之精神亦與之大異。蓋宋、明鄉官、地保之職務不過輔官以治民，其選任由於政府，其組織出於命令，與鄉約之自動自選自治者顯不同科也。」7
　　鄉約內容豐富，約規包含四大項：1、德業相勸；2、過失相規；3、禮俗相交；4、患難相恤。其中患難相恤的項目包括：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和貧乏七項，約中人據事情緩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約，給予救助。
　　救助的具體辦法如下：1、若有水火之災，「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並吊之。」2、若有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於同約者及白於官司，盡力防捕之」。3、若有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為博訪醫藥。貧無資者，助其養疾之費」。4、若有死喪，「闕人干，則往助其事。闕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吊問」。5、若有孤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為之處理。或聞於官，或擇近親與鄰里可托者主之，無令人期罔。可教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葉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為人所期罔，眾人力與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6、若有誣枉，「有為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以財濟之」。7、若有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救助手段是，「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範圍不限於同約，「凡有患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8 
　　在鄉約制度下，透過教化，發揮人的愛心，為少數疲、癃、殘、疾、恂、獨、鰥、寡者提供了社會保障。但只靠多數人的愛心來保障不幸的少數人是不夠的，在災年或荒年時，誰來保障每個人的溫飽？因此，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平年，要能救濟貧困無助的人，在災年，也要能保障社會整體的生存。朱熹看到了這個問題，也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二、朱熹與社倉
　　1168年朱熹在建寧府（今福建）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鄉居時，建寧災荒，人民缺乏食糧。朱熹和劉如愚受知縣諸葛廷瑞之托，勸富戶發糧賑飢。後來當地餘糧快用完了，而離境二十里的浦城，人們不堪災後糧貴引起的高利貸盤剝爆發盜亂，以致人心惶惶。兩人又忙給官府寫信求救，知府徐吉當天令有司用船運粟六百斛，兩人率鄉人行四十里迎糧。民得以不死於飢亂無不喜悅，沒人去附和浦城之亂。此後朱熹想要建立一個長久的制度，以緩解飢荒。1169年朱熹用府里常平米六百石作為貸本，貸給農民。夏間出借，冬天償還，並納息米每石二斗。年成不好，酌量減息。十四年後，社倉成效大著，不僅還清了作為貸本常平米，還積下倉米3100石。9 1181年朱熹將所訂的《社倉事目》呈請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諸路州軍」。此後，社倉成了農村儲糧備荒以實物形式施行的社會救濟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朱熹創辦的社倉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社倉設立於農村。朱熹創辦的社倉取法於隋代義倉，《社倉事目跋語》中說：「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但無論是自漢代以來就建立的常平倉或隋代建的義倉，也許是因為成本太高，無法普及到農村，糧倉都是設在州縣所在的城邑，「所恩不過市井情遊戲輩」，10 朱熹的社倉僇設立於農村，能救助農村窮無助者。
　　二、社倉是官督民辦，義倉則為官辦。官辦有一個缺點，如果官吏避事畏法，往往眼看百姓餓死，也不肯發糧。有時迫不得已而發糧時，囤積過久的糧食，「則已化為浮埃聚壞而不可食矣」。11 社倉因為是民辦，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清人方承觀對此有深刻的觀察：「官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為備，故儲於鄉而不儲於城」。12 
　　三、社倉的倉米，平年可用來扶貧，災年可用來賑濟。社倉平年時用股米貸放收息，經營方式取自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青苗法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把常平倉和廣惠倉的官米貸給農民，解決農民春夏荒的困難。《社倉事目》規定：「每石量收息米二斗」，當息米積累到一定數量後，就以息米為股本，貸給貧戶，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用股米貸放生息，既可「扶植生產，增強抗災的能力，又可使貧困農民免遭高利貸剝削。同時，還可使倉米年年更新，不至霉爛變質」。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