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间部门登录市籍。市籍详细登录入籍者的所有财产，作为征收资产户税的依据，而且入籍者的身份卑贱，受到多种限制和歧视：其一，有市籍者的家属在均田名田上，不得按乡里百姓的标准名田，狭乡实际上无田可名，宽乡则要少于乡里百姓。这与政府关于所有工商业户授田的均田令条文相符。其二，有市籍者，政府要差以远役，若逃避远役，则有相关律令处罚定罪。后来虽有相对缓和的“每年旨条”作为补充法令，规定逃避远役不必按律令定罪，有些入籍者也可纳钱代役，但其中的匠户仍要被差以色役、差科，受政府操控的性质仍大致未变。其三，在入仕上，法律规定有市籍者同不入市籍的其他匠户、行商一样，均不得入仕为官。唐后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相对削弱，兼之工商业者与官吏的勾结混通，出现了某些工商业者通过贿赂、武功或科举入仕的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决非中央政府的意愿。其四，在服饰方面，有市籍者同其他工商业者一样只得衣皂，不准越制。到唐后期稍有放宽，能与庶人一样衣白，但地位仍低，所受歧视仍重。总而言之，市籍制是与当时封闭的坊市制、市制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市籍制，政府将入籍工商业者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手，征收户税，差以远役，加以歧视。市籍制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所起的限制阻碍作用更为显著。

从有关史料看，唐统治者对丝织精品如锦、绫的需求很大，除征调各地能工巧匠及役使官奴婢在官府织锦坊、织绫坊专事织造外，政府还使用政治强权将另一部分各地巧匠确定为专门从事织造、专司进贡丝织精品的专门户。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诗人王建的《织锦曲》诗。诗云：“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钗欲堕垂著肩。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宫里怪。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著单丝罗。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22] 诗文反映了织锦户在官府指令下，依照官样，保质保量，夜以继日地勤苦织造的艰辛，同时也告诉我们，织锦户在县府是被登录入“供进簿”的。根据唐政府好为不同类型的人专立簿籍的一般做法，这种供进簿当是县府为织锦户设立的专门簿籍，表明织锦户专司织造供进，为政府控制下的专门户。诗人元稹《织妇词》所云“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的“贡绫户”，[23] 亦当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专门丝织户，当地政府亦应对贡绫户设有专门的供进簿籍。可以肯定，编制供进簿籍在丝织发达的某些地方政府治内是形成为一项制度的。通过此制，政府更加牢固地控制了许多专门的进贡户，以赋税形式夺其主要产品。诗人白居易《紫毫笔》诗所咏“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工名充岁贡”[24] 之制造紫豪笔的工人亦当属贡户，亦应有专门的贡进簿籍。当然，政府对这类专门户可能免去其一切杂役负担，或者给予某些报酬，但这并不能改变进贡户受政府特别控制的特征。

<2>各种名目的租税征收

①租庸调 唐前期的均田令有云：“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25] 政府对工商业户实行与对耕田农户不同的授田政策，然而按照同期的赋役制度，工商业户却同均田农户一样，要按丁每年向政府交正租¾¾丁租：“每丁岁入租粟二石”；交正税¾¾丁调：“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26] 服正役¾¾丁役（匠役）：每丁每年服役二旬，若不服役，则可按日绢三尺的标准，交绢六十尺以代役。[27] 除此之外，唐前期工商业户还同均田农户一样，按丁负担某他摊征。如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建议全国约四百万课丁，“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28] 即是按丁摊征运脚钱和营窖钱，工商业户的丁口自然不能减免。

②地税和户税 唐前期，与租庸调并行的还有两种税收¾¾地税和户税。地税创行于太宗贞观二年（628）。此年尚书左丞戴胄建议承继隋之义仓制度，“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29] 太宗称善嘉纳，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30] 可见政府以建义仓为名，创行了地税之制。《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唐前期的地税征收方法，曰：“凡王公已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宽乡据见营田，狭乡据籍征，若遭损四已上免半，七已上全免。其商贾户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已上递减一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户及全户逃，并夷獠薄税，并不在取限）。”其中对无田及占田不足的工商业户交纳地税的方法做了特别的另项规定，规定工商业户按照户等高下交纳数量不等的粮食。

户税亦创自唐初，是按每户资产的多寡交纳资产税。唐前期，政府“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籍时还要将“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31] 户税即按此九等征收，并有大税、小税、别税之别，各有其特殊用途。全国工商业户也以资产多寡被区分为上下九等，按等交税，而且法令还严禁工商业户与官吏勾结以降低户等，少交户税。如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敕：“天下户等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如有嘱请者，所由牧宰录名封进，朕当处分。京都委御史，外州委本道，如有隐蔽不言，随事弹奏。”[32] 有关史料还表明，政府据资产定户等高下时，对工商业户比对其他人户要更为苛严一些。如玄宗曾发布过一道《定户敕》，内中有云：“定户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户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33] 其言外之意是确定工商业户户等时要将其郭外居宅及每户一牛计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