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但是，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不足，给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本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的发现，为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新材料，极大地促进了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迄今为止，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虽不及该时期其他领域诸多问题的研究那样细致深入，但与前相比，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下就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作简要介绍。
一
本世纪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本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第一阶段，此阶段虽屡有秦汉简牍出土，但公布较晚。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953年始由大英博物馆公开发表，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出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由四川南溪石印，直到1949年始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因而，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利用简牍材料的研究者不多。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邮政发达简史》（注：载《中外经济周刊》923年第29期）， 杨志章《中国邮政制度考》（注：载《学林》1925年1卷9期），张梁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注：载《东方杂志》1935年32卷1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 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初稿导言》和《汉代邮驿交通史略》、《整理邮驿史料之商榷》、《先秦邮驿交通史略》（注：载《交通杂志》1935年3卷11期、1936年4卷8期，4卷4期及1937年5 卷1期。），贺昌群《烽燧考》（注：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0年2 期，后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孙毓棠《汉代的交通》（注：原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1943年第1辑，后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吕思勉《汉世亭传之制》（注：《学林》1941年第4辑。）， 严耕望《汉代之亭制》（注：《大公报》1946年9月10日。）， 劳干《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和《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16本、第19本。），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注：见《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和《敦煌汉简跋十一》（注：《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出版。）。有关著作还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成丛残》（注：该书1914年在日本东京初版，1934年在国内再版。）、张梁任《中国邮政》（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注：中华书局1940年版。）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这些论著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除楼祖诒等人以秦汉邮驿制度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外，其他学者多是附带论及，偶有专门探讨也显得很零散，因而缺乏对秦汉邮驿制度较为系统全面的把握；至于对某些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探讨，则显得更加薄弱。
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日本学者浜口重国和伊藤德男分别在1935年和1941年的《东洋学报》22卷4期和28卷3期上发表了《汉代的传舍——特别是其设置地点问题》和《汉代之邮》两篇文章，对汉代邮驿制度进行了探讨，虽未能看到全文，但后来森鹿三和大庭脩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引用并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因而得以了解文章的梗概。（注：参阅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大庭脩《汉代的啬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以下简称《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为第二阶段。（注：1966—1976年“文革”期间，难以划入哪一阶段，始附于此。）此阶段有关论著的数量不多，但不乏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这与居延汉简的出版是密不可分的。1957年和1960年，劳干在台湾先后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和释文之部的重订本。此间，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部分居延汉简的照片整理释读的《居延汉简甲编》，共收入居延汉简2555枚，其中有照片、释文和索引。虽然这些版本都很不完整（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地共获汉代简牍一万多枚），但却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所不载的许多新材料，而且还可将释文与照片互参，为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此阶段对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由此而引发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劳干《汉代的亭制》（注：载《集刊》第22本。）、陈直《汉晋过所通考》（注：载《历史研究》1962年6期。）、陈梦家《汉简考述》（注：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1期，后收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注：载《文史》第3辑。）、 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注：载《历史教学》1964年2期。）和陈公柔、 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注：载《考古》1960年1期。）， 人民邮电出版社还于1958年出版了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此外，国外学者也有多篇论文发表，主要有：藤枝晃《汉简职官表》（注：见《译丛》第一辑。）、鲁惟一《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注：见《译丛》第一辑。）、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之二（注：分别见《译丛》第一、二辑。）和《居延汉简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为中心》（注：见《译丛》第二辑。）、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注：见《译丛》第一辑。）和大庭脩《汉代的啬夫》（注：见《译丛》第一辑。）等。
此阶段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汉简材料，又不拘泥于汉简；既有总体全面的论述，也不乏对个别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举凡汉代邮驿制度的渊源流变、邮驿组织机构、邮书传递方式、管理制度、邮路与邮站及汉代邮驿在邮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论及。如劳干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从亭的布置、建筑、行政及都亭和传舍四个方面对汉代的亭制进行了研究。陈梦家根据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资料，列出了邮程和邮站表，对汉代的邮书记录、运行和管理进行了探讨，把汉代邮书课的内容归纳为邮书方面、邮书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及收文者、邮站和传递者、邮站收发时刻、邮程及时限、传递方式和其它等10个方面，从而将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从较为宽泛抽象的概论引入到更为具体细致的深入探讨。而楼祖诒则将汉代邮驿制度置于邮政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论述了汉代邮驿制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重从细小问题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永田英正通过对陈梦家据以立论的居延汉简材料进行重新考释和分析，指出了陈先生所列邮站表中的错误，颇具说服力。虽然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与第一阶段相比，确有很大推进和突破，很多方面对后来的研究者也颇多启发。
从197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量秦汉简牍先后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了1155枚秦简，其中《秦律十八种》中的《语书》、《仓律》、《田律》、《行书》、《金布律》、《传食律》、《内史杂》等篇中有许多秦代邮驿的律文。这些材料由《文物》1976年6—8期首次公布后，1978年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由于此前从未有秦简出土，故其史料价值极大。在此以后，又有多批汉代简牍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或出版，有的则经重新校释整理而再版。其中与邮驿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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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本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第一阶段，此阶段虽屡有秦汉简牍出土，但公布较晚。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953年始由大英博物馆公开发表，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出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由四川南溪石印，直到1949年始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因而，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利用简牍材料的研究者不多。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邮政发达简史》（注：载《中外经济周刊》923年第29期）， 杨志章《中国邮政制度考》（注：载《学林》1925年1卷9期），张梁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注：载《东方杂志》1935年32卷1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 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初稿导言》和《汉代邮驿交通史略》、《整理邮驿史料之商榷》、《先秦邮驿交通史略》（注：载《交通杂志》1935年3卷11期、1936年4卷8期，4卷4期及1937年5 卷1期。），贺昌群《烽燧考》（注：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0年2 期，后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孙毓棠《汉代的交通》（注：原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1943年第1辑，后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吕思勉《汉世亭传之制》（注：《学林》1941年第4辑。）， 严耕望《汉代之亭制》（注：《大公报》1946年9月10日。）， 劳干《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和《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16本、第19本。），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注：见《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和《敦煌汉简跋十一》（注：《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出版。）。有关著作还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成丛残》（注：该书1914年在日本东京初版，1934年在国内再版。）、张梁任《中国邮政》（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注：中华书局1940年版。）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这些论著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除楼祖诒等人以秦汉邮驿制度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外，其他学者多是附带论及，偶有专门探讨也显得很零散，因而缺乏对秦汉邮驿制度较为系统全面的把握；至于对某些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探讨，则显得更加薄弱。
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日本学者浜口重国和伊藤德男分别在1935年和1941年的《东洋学报》22卷4期和28卷3期上发表了《汉代的传舍——特别是其设置地点问题》和《汉代之邮》两篇文章，对汉代邮驿制度进行了探讨，虽未能看到全文，但后来森鹿三和大庭脩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引用并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因而得以了解文章的梗概。（注：参阅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大庭脩《汉代的啬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以下简称《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为第二阶段。（注：1966—1976年“文革”期间，难以划入哪一阶段，始附于此。）此阶段有关论著的数量不多，但不乏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这与居延汉简的出版是密不可分的。1957年和1960年，劳干在台湾先后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和释文之部的重订本。此间，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部分居延汉简的照片整理释读的《居延汉简甲编》，共收入居延汉简2555枚，其中有照片、释文和索引。虽然这些版本都很不完整（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地共获汉代简牍一万多枚），但却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所不载的许多新材料，而且还可将释文与照片互参，为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此阶段对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由此而引发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劳干《汉代的亭制》（注：载《集刊》第22本。）、陈直《汉晋过所通考》（注：载《历史研究》1962年6期。）、陈梦家《汉简考述》（注：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1期，后收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注：载《文史》第3辑。）、 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注：载《历史教学》1964年2期。）和陈公柔、 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注：载《考古》1960年1期。）， 人民邮电出版社还于1958年出版了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此外，国外学者也有多篇论文发表，主要有：藤枝晃《汉简职官表》（注：见《译丛》第一辑。）、鲁惟一《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注：见《译丛》第一辑。）、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之二（注：分别见《译丛》第一、二辑。）和《居延汉简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为中心》（注：见《译丛》第二辑。）、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注：见《译丛》第一辑。）和大庭脩《汉代的啬夫》（注：见《译丛》第一辑。）等。
此阶段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汉简材料，又不拘泥于汉简；既有总体全面的论述，也不乏对个别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举凡汉代邮驿制度的渊源流变、邮驿组织机构、邮书传递方式、管理制度、邮路与邮站及汉代邮驿在邮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论及。如劳干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从亭的布置、建筑、行政及都亭和传舍四个方面对汉代的亭制进行了研究。陈梦家根据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资料，列出了邮程和邮站表，对汉代的邮书记录、运行和管理进行了探讨，把汉代邮书课的内容归纳为邮书方面、邮书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及收文者、邮站和传递者、邮站收发时刻、邮程及时限、传递方式和其它等10个方面，从而将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从较为宽泛抽象的概论引入到更为具体细致的深入探讨。而楼祖诒则将汉代邮驿制度置于邮政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论述了汉代邮驿制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重从细小问题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永田英正通过对陈梦家据以立论的居延汉简材料进行重新考释和分析，指出了陈先生所列邮站表中的错误，颇具说服力。虽然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与第一阶段相比，确有很大推进和突破，很多方面对后来的研究者也颇多启发。
从197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量秦汉简牍先后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了1155枚秦简，其中《秦律十八种》中的《语书》、《仓律》、《田律》、《行书》、《金布律》、《传食律》、《内史杂》等篇中有许多秦代邮驿的律文。这些材料由《文物》1976年6—8期首次公布后，1978年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由于此前从未有秦简出土，故其史料价值极大。在此以后，又有多批汉代简牍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或出版，有的则经重新校释整理而再版。其中与邮驿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