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的范畴。两汉是从传车向骑乘过渡演变的时期，汉初基本承袭秦制，以后分工渐细，传与驿置也有所区别。传舍以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为主要职责，本身不直接承担通信，通信组织主要是驿置和邮亭。由于二者行进路线大致相同，故又将新开邮路上的通信组织统称为邮驿，但邮亭以步行传递为主。所谓“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并非指长度而言，而是指闾里；邮亭的间隔距离要远超过五里和十里的长度，驿置则用以传递紧急而重要的公文，以轻车快马为主，一般间隔三十里左右。
2.邮驿管理系统。关于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大致有三种观点。楼祖诒认为，秦汉因袭周制，在中央由太仆掌舆马邮驿事务。到东汉时，太仆之职并入司徒。地方除郡县外，其下的乡官组织也都负有管理邮驿事务之责。（注：载《交通杂志》1936年4卷8期楼祖诒文。）刘广生等认为秦汉邮驿管理在中央由丞相总负其责，但九卿之一的少府则是实际的中央收发机关的首脑，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景帝时称大行令）也与邮传有密切关系。此外，兼管邮驿事务的还有御史大夫，主要是通过巡行和对使用邮传的使者发放“封传”进行监察。东汉时由太尉负责，其下的法曹仅负责邮驿科程式，即法律制度和规章，这是由邮驿主要是为军事通信服务所决定的。至于具体通信则由尚书台负责。在地方均由太守县令掌管，但具体主管文书的属吏是令史，公文的经办人是郡县内分管某科事务的属曹。此外，在边疆地区尚有一套由都尉兼管的候官、候燧组织。曹尔琴也认为，西汉邮驿由丞相总管，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都直接执行邮驿事务；东汉九卿属三公，卫尉乃太尉所属，其下属法曹主邮驿科程式。高敏等认为秦时中央由隶属于典客的行人掌管邮驿事务，西汉时先后改典客为大行令、大鸿胪，其下的行人（武帝时改为大行令）、驿官令、丞主管邮驿事务；东汉时改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之。地方上的各郡国都分设诸部督邮掌管邮驿事务；至于县、乡，未见有专管邮驿事务的官吏，大约与邮传事业具有全国性质不宜分割于各县、乡主管有关。但驿道所经之地，仍设有专门官吏主持其事。因此，“秦汉时从中央的‘典客’（后改为大鸿胪）、‘行人’令和太尉府下的‘法曹’，到郡国的督邮，再到每个驿站的‘厩啬夫’、‘传舍啬夫’、‘邮书掾’等‘吏’，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统的邮传管理系统”（注：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孙毓棠也认为， 汉代邮驿管理在中央总辖于最高军事长官太尉，在地方则总归于太守管理，其下还有几个督邮掌管。陈梦家认为，交通系统的关驿与军备系统的仓、库及城官都是隶属于都尉府的。
3.邮书传递方式。秦汉时期邮书传递，就其所用的交通工具而言可分为步递、马递、车递和船递，而以前三种最普遍。但就具体方式而言，又可分为“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亭次行”、“隧次行”、“马驰行”和“轻足行”等，对此，学者解释各异。高敏认为，以邮行即通过邮亭机构，由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的“邮人”传递，不必由官府另外派人，以邮行者多为远距离传递，汉代边郡烽燧间的文书往来，多采用“以邮行”，“以次行”或“以次传”即依次传递，按道里远近又可分为“以县次传”和“以隧次传”两种，前者以县为换文距离，后者按驿道两旁烽隧逐一传递。与“以邮行”不同的是，“以次行”的传递者可能是官府专门派出的人员；“以轻足行”即用善于行走者步行传递，只适用于近距离传递；“以亭行”同“以邮行”一样，是通过邮、亭机构逐亭传递；“驰行”是用车快速传递；“吏马驰行”是以吏乘快马传递，多用于边郡紧急文书。劳干更强调以不同方式传递文书的轻重缓急。认为“以亭行或以隧次行者，则就亭隧而传递，以邮行当由驿马传递，而云吏马驰行，则紧急公文矣”（注：参阅《集刊》第19本、第16本劳干文。）。又说，“邮并不等于亭，邮是‘吏马驰行’，专司传递文书的，……‘以邮行’的只是普通的公文，用常法来传递，而‘以亭行’、‘隧次走行’、‘吏马驰行’便显然可以看出重要性的层次了。”（注：参阅《集刊》第19本、第16本劳干文。）森鹿三认为，“以县次传”与“隧次行”、“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次行”等，都是指戍卒步行传递公文说的，“马驰行”和“马行”则是利用三十里一置的驿马传递紧急公文。陈直认为，“以邮行”即由驿递寄发，“以亭行”由乡亭递寄，“以次行”即沿途露布之官示（注：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6页。）。王国维也认为，“隧次行”、“次行”就是“以次行”的“露布不封之书”。持此说者还有黄文弼、楼祖诒等，但楼祖诒也强调投递速度的差别，认为“隧卒是走的，邮人驿卒是骑马的，比较需要加快的才‘以邮行’、‘以亭行’，这在速率上是有区别的。”（注：参阅《文史》第 3辑楼祖诒文。）徐乐尧的解释与上述诸家多有不同，他认为“以次行”就是以候官或候长所居传递，这种文书或许是都尉府通告各候官、候官通告各候长的文书，并非各隧亭都要停留。“以亭行”的文书则系都尉府、候官、候长通告各亭的文书，故依亭逐个传递。以次行或以亭行的文书多以人步行投送，但也并不完全排除用马传递。由于以邮行的文书距离较远，在边塞地区多以驿马、传马传递，这种文书并不象黄文弼等先生所说是普通文书，而是重要文书。（注：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乐尧文。）
4.关于亭制。关于汉代的亭制，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汉代的亭是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中乡以下的一级机构，劳干、严耕望等均主此说（注：劳干文及严耕望《汉代地方行政制度》，载《集刊》第25本。）；一种意见则认为，汉代的亭与乡、里为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王毓铨力主此说，（注：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载《历史研究》1954年2期。 ）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他们多认为亭是直隶于县， 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兼顾邮传的机构。 （注：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载《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载《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 2期；载《学术月刊》1997年5期。）而徐乐尧则认为， “汉代之亭乃是兼有传烽报警、邮驿、治安与经济管理等多种职能的机构”。
不仅对亭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对亭的建置及其与邮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分歧。劳干把亭分为附有传舍和邮的都亭（用A表示）， 附邮的传舍之亭（用B表示）和附邮的无传舍之亭（用C表示），另以D表示邮，把邮亭作如下排列：（注：载《集刊》第22本，劳干文。）
附图
这种排列虽在形式上合于“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之说，但《汉官仪》在“五里一邮”之后还有“邮间相去二里半”之语。这样，不仅劳干的上述排列与此不符，就从“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一句本身也难以理解。
为此，严耕望先生援引《史记·留侯世家索隐》：“《汉书旧仪》云：‘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之语，认为“邮间相去二里半”当为“邮亭间相去二里半”之误，《汉旧仪》、《汉官仪》皆脱“亭”字，《索隐》又将“亭”误为“人居”，从而导致了“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这样“殊不可解”的矛盾。基于此种认识，严先生又将邮亭作如下排列：（注：参阅劳干文及严耕望《汉代地方行政制度》，载《集刊》第25本，严耕望文。）
附图
这样似乎解决了《汉官仪》中的矛
2.邮驿管理系统。关于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大致有三种观点。楼祖诒认为，秦汉因袭周制，在中央由太仆掌舆马邮驿事务。到东汉时，太仆之职并入司徒。地方除郡县外，其下的乡官组织也都负有管理邮驿事务之责。（注：载《交通杂志》1936年4卷8期楼祖诒文。）刘广生等认为秦汉邮驿管理在中央由丞相总负其责，但九卿之一的少府则是实际的中央收发机关的首脑，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景帝时称大行令）也与邮传有密切关系。此外，兼管邮驿事务的还有御史大夫，主要是通过巡行和对使用邮传的使者发放“封传”进行监察。东汉时由太尉负责，其下的法曹仅负责邮驿科程式，即法律制度和规章，这是由邮驿主要是为军事通信服务所决定的。至于具体通信则由尚书台负责。在地方均由太守县令掌管，但具体主管文书的属吏是令史，公文的经办人是郡县内分管某科事务的属曹。此外，在边疆地区尚有一套由都尉兼管的候官、候燧组织。曹尔琴也认为，西汉邮驿由丞相总管，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都直接执行邮驿事务；东汉九卿属三公，卫尉乃太尉所属，其下属法曹主邮驿科程式。高敏等认为秦时中央由隶属于典客的行人掌管邮驿事务，西汉时先后改典客为大行令、大鸿胪，其下的行人（武帝时改为大行令）、驿官令、丞主管邮驿事务；东汉时改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之。地方上的各郡国都分设诸部督邮掌管邮驿事务；至于县、乡，未见有专管邮驿事务的官吏，大约与邮传事业具有全国性质不宜分割于各县、乡主管有关。但驿道所经之地，仍设有专门官吏主持其事。因此，“秦汉时从中央的‘典客’（后改为大鸿胪）、‘行人’令和太尉府下的‘法曹’，到郡国的督邮，再到每个驿站的‘厩啬夫’、‘传舍啬夫’、‘邮书掾’等‘吏’，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统的邮传管理系统”（注：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孙毓棠也认为， 汉代邮驿管理在中央总辖于最高军事长官太尉，在地方则总归于太守管理，其下还有几个督邮掌管。陈梦家认为，交通系统的关驿与军备系统的仓、库及城官都是隶属于都尉府的。
3.邮书传递方式。秦汉时期邮书传递，就其所用的交通工具而言可分为步递、马递、车递和船递，而以前三种最普遍。但就具体方式而言，又可分为“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亭次行”、“隧次行”、“马驰行”和“轻足行”等，对此，学者解释各异。高敏认为，以邮行即通过邮亭机构，由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的“邮人”传递，不必由官府另外派人，以邮行者多为远距离传递，汉代边郡烽燧间的文书往来，多采用“以邮行”，“以次行”或“以次传”即依次传递，按道里远近又可分为“以县次传”和“以隧次传”两种，前者以县为换文距离，后者按驿道两旁烽隧逐一传递。与“以邮行”不同的是，“以次行”的传递者可能是官府专门派出的人员；“以轻足行”即用善于行走者步行传递，只适用于近距离传递；“以亭行”同“以邮行”一样，是通过邮、亭机构逐亭传递；“驰行”是用车快速传递；“吏马驰行”是以吏乘快马传递，多用于边郡紧急文书。劳干更强调以不同方式传递文书的轻重缓急。认为“以亭行或以隧次行者，则就亭隧而传递，以邮行当由驿马传递，而云吏马驰行，则紧急公文矣”（注：参阅《集刊》第19本、第16本劳干文。）。又说，“邮并不等于亭，邮是‘吏马驰行’，专司传递文书的，……‘以邮行’的只是普通的公文，用常法来传递，而‘以亭行’、‘隧次走行’、‘吏马驰行’便显然可以看出重要性的层次了。”（注：参阅《集刊》第19本、第16本劳干文。）森鹿三认为，“以县次传”与“隧次行”、“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次行”等，都是指戍卒步行传递公文说的，“马驰行”和“马行”则是利用三十里一置的驿马传递紧急公文。陈直认为，“以邮行”即由驿递寄发，“以亭行”由乡亭递寄，“以次行”即沿途露布之官示（注：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6页。）。王国维也认为，“隧次行”、“次行”就是“以次行”的“露布不封之书”。持此说者还有黄文弼、楼祖诒等，但楼祖诒也强调投递速度的差别，认为“隧卒是走的，邮人驿卒是骑马的，比较需要加快的才‘以邮行’、‘以亭行’，这在速率上是有区别的。”（注：参阅《文史》第 3辑楼祖诒文。）徐乐尧的解释与上述诸家多有不同，他认为“以次行”就是以候官或候长所居传递，这种文书或许是都尉府通告各候官、候官通告各候长的文书，并非各隧亭都要停留。“以亭行”的文书则系都尉府、候官、候长通告各亭的文书，故依亭逐个传递。以次行或以亭行的文书多以人步行投送，但也并不完全排除用马传递。由于以邮行的文书距离较远，在边塞地区多以驿马、传马传递，这种文书并不象黄文弼等先生所说是普通文书，而是重要文书。（注：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徐乐尧文。）
4.关于亭制。关于汉代的亭制，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汉代的亭是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中乡以下的一级机构，劳干、严耕望等均主此说（注：劳干文及严耕望《汉代地方行政制度》，载《集刊》第25本。）；一种意见则认为，汉代的亭与乡、里为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王毓铨力主此说，（注：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载《历史研究》1954年2期。 ）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他们多认为亭是直隶于县， 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兼顾邮传的机构。 （注：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载《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载《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 2期；载《学术月刊》1997年5期。）而徐乐尧则认为， “汉代之亭乃是兼有传烽报警、邮驿、治安与经济管理等多种职能的机构”。
不仅对亭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对亭的建置及其与邮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分歧。劳干把亭分为附有传舍和邮的都亭（用A表示）， 附邮的传舍之亭（用B表示）和附邮的无传舍之亭（用C表示），另以D表示邮，把邮亭作如下排列：（注：载《集刊》第22本，劳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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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排列虽在形式上合于“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之说，但《汉官仪》在“五里一邮”之后还有“邮间相去二里半”之语。这样，不仅劳干的上述排列与此不符，就从“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一句本身也难以理解。
为此，严耕望先生援引《史记·留侯世家索隐》：“《汉书旧仪》云：‘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之语，认为“邮间相去二里半”当为“邮亭间相去二里半”之误，《汉旧仪》、《汉官仪》皆脱“亭”字，《索隐》又将“亭”误为“人居”，从而导致了“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这样“殊不可解”的矛盾。基于此种认识，严先生又将邮亭作如下排列：（注：参阅劳干文及严耕望《汉代地方行政制度》，载《集刊》第25本，严耕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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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似乎解决了《汉官仪》中的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