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1984年公布的《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和《甘谷汉简考释》（注：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文物出版社继1984年、1985年出版林梅村等编著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后，又于1987年和1990年先后出版了谢桂华等校释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单位联合整理编著的《居延新简》；198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等注的《居延新简释粹》；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吴礽骧等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199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四单位编著的《尹湾汉墓简牍》（此前，《文物》1996年8 期刊登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随着大量新材料（尤其是云梦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和尹湾汉简）的公布和出版，学术界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其中有很多学者充分利用新资料，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时，还补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和错误。此阶段研究论著甚多，不能一一列举，择其要者有：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注：载《学术研究》1979年3期。）、 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注：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 ）和《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记》（注：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薄〉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注：载《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 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封检题署考略》（注：载《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 侯灿《劳干〈居延汉简考释·简牍之制〉平议》（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注：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注：载《西北史地》1990年2期。 ）、张玉强《汉简文书传递制度述论》（注：载《人文杂志》1994年5 期。）、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注：载《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1期。）、 曹尔琴《中国古都与邮驿》（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 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注：载《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注：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期。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注：载《学术月刊》1997年5期。）、 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注：载《历史研究》1997年4期。 ）、大庭脩《再论“检”》等（注：载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此外，出版的专著有：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注：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注：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注：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注：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秦汉邮驿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如熊铁基先生充分利用云梦秦简和有关文献与汉朝制度相互参证，对秦代邮传的作用、交通工具和传递方式、传食和馆舍以及符传等进行研究，勾勒出秦代邮驿制度的基本线索和内容，论证了秦汉邮驿制度是前后相承的，从而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邮驿制度研究中的空白。高敏先生通过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系统考察，认为虽然春秋战国就已形成邮驿制度，但其迅速发展和组织机构的逐渐完备，还是在秦汉时期。日本学者大庭脩在总结了王国维、原田淑人、劳干、侯灿和李均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检署制度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他学者的论著也多有创新，不再赘举。



　　　　　　二

　　回顾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状况，可谓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但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成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邮驿机构。关于秦汉邮驿机构，普遍认为可分为邮、传、亭、驿四种，但就相互间的关系和异同，则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敏等认为，邮、驿、亭、传的差别主要是职能和设置距离的不同。邮、亭均具有邮传机构与专政机构两方面的职能，而传、驿则主要是邮递性质的机构；邮是五里一个，亭是十里一个，驿、传则是三十里一置。此外，就规模而言，驿、传较邮、亭为大，除有食厨、传舍以供食宿，还有厩置以供车马；至于驿、传之别，则“传用乘车而驿用乘马而已”（注：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白寿彝认为，邮和亭是不同的， 亭是供客止宿的地方；邮是传书的机关，也可供人止宿，郡县各行政组织间的文书、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邮；驿也是传达消息的设备，与邮相似，二者的不同是在传书的方法上。邮有邮人，可以负完全传寄的责任；驿则只供给传书者以交通工具，传书人仍须由发书者派遣；驿主要用马，传则用车，以供政府官员或持证之人因公乘坐，其作用和驿不同，而制度与驿相类， 都是在一定距离供给交通工具的改换。 （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森鹿三认为，“西汉时期既采用继承前代的传车制度，又采用逐渐盛行的驿骑制度”，“传就是传递，是以交通线上适当设置的车站来替换马的意思，同时又把这种替换车马的地点叫做传。又因为替换车马需要停下一次，因此这个地点也叫做置，并且村落的边界有接受和传递文书的设备，因而也叫做驿。此外，这个地点还有行人的住宿设备，因而也叫做亭。”（注：见《译丛》第一辑。）实际上是说邮、驿、亭、传、置可以互称，不过由于间隔距离不同，传书方式各异，一般是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三十里一驿。邮亭为戍卒步递，驿则用马传递紧急公文。陈直也认为，两汉传递文书，邮驿并称。按其实际，则步递为邮，马递曰驿；邮与亭相近，故联称邮亭，驿则因设站长短分为驿、置两种，大者称驿，小者为置。（注：参阅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陈梦家则认为，“邮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它与亭、传、置、驿并为大道上有关交通的设置，且往往重叠于一处互相通用，……邮站多数为隧，少数为亭、驿、关”（注：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1期，后收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8页。）。臧嵘认为，驿置是指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通常以轻车快马为主，紧急和重要的文书都由驿置传递，而邮则专指短途步行传递文书的方式。马楚坚与此相反，认为“邮为秦汉驿传机构，专责担任长途官文书的传递，而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的作者也认为：“邮传不承担步递的任务，而以传车、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置于交通干线上的邮亭是驿传的基层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通信，只有靠近交通干线的亭长才兼管驿传，并非所有亭长都负有驿传的责任，因此，邮亭的数量远比普通的亭少。传则主要用来运送官物。刘广生等人还认为，由于秦的统一带有强制性，全国一律，通信组织只有邮，邮是通信系统的总称。因而，传也可以纳入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