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海運情況也大致類似。此年浙江共起運漕糧正耗米35萬余石，其中輪船承運10萬石[42]，比例基本不變。聯繫到木帆船的過剩，顯然不能認爲，此時沙船等船隻已經無法承擔漕糧海運的任務。

招商局收購旗昌後，經濟頓覺緊張。光緒二年（1876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陳蘭彬奏稱：招商局成立以來，辦有成效，三年使中國少流出銀兩1300余萬，現在旗昌要出售給招商局，實中外大局之關鍵。爲對招商局加以鼓勵和扶植，他請求加撥江浙漕米[43]，清廷表示同意[44]。次年因商股有限，招商局進行改革，重新擬定章程，特意指出，有人稱輪船運漕系奪沙船之利，不知從前河漕時，沙船並不運漕，獲利仍厚；近來市面清淡，即使江浙漕米全歸沙船，亦難補救。沙船運漕本系意外之事，“非若招商局船以運漕爲命脈”[45]。李鴻章則稱，儘管朝廷多次要求江浙各省多撥漕糧，核計近年情況，浙省漕糧分撥商輪裝運尚及四、五成，蘇省漕數分撥不及二成。究其原因，“在疆臣公忠體國，本無成見，而承辦漕務人員，往往自便私圖，不肯加撥”。他要求自四年起，海運漕米必須四、五成輪運，“不准再有短少”。而江西、湖北等省採辦的漕糧，則多多益善[46]。這分明是招商局通過行政權力來強行侵佔沙船的運漕份額。

光緒四年江蘇共應交倉等米749924石零[47]。因爲這些年江蘇所撥招商局的漕糧數一直較少，清廷特諭江蘇：“著該督撫飭令糧道，嗣後務須分四五成撥給該局輪船運送，不得減少”[48]。在這種壓力下，江蘇只得決定：本屆撥給招商局漕糧299400余石，相較總額，“已在四成以上”[49]。浙江應起運米377000余石，擬撥招商局承運200500余石，核計仍在五成以上[50]。以後，這一分配比例得到長時間維持。

六年九月，上海沙船商船會館曾向蘇松太兵備道呈稿，重提李鴻章同治十一年的保證，即沙甯東衛各船統運江浙漕糧，以100萬石爲率，其餘部分才撥歸輪船運輸。他們指出：近些年來，“無如輪船之運米數有加無已，商船之運米數有縮無盈”。上年沙船僅派裝漕糧40余萬石，與原批100萬石之數，“漸不及半”[51]，要求多派裝漕米。但從事後的運作來看，這種要求並沒有得到實施。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巡撫譚鍾麟爲承運四年分漕糧海運商人請獎，朝廷的朱批居然是：“近聞承辦海運盡爲輪船壟斷，沙甯各船生計蕭條，以後著將輪船運米若干、商船運米若干，分晰具奏”[52]。次年四月，當譚鍾麟報告海運出運情況時，清廷也不忘提醒他：“江浙漕糧多半由輪船裝運，輪船多一分則商船減一分，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該省所報米數，輪船起運者究有若干，著查明具奏，毋使商船向隅！”[53]可見清廷對於招商局的態度，已經出現偏離。

簡言之，沙船業之衰退影響到漕糧海運雖爲事實，但至少在招商局成立初年，沙船並非不敷，而是有所剩餘。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成立招商局與漕糧海運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