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家伙」了。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来的。

    无论国民党怎样夸大共产党的力量，它最终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它强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经远不是某个普通的教门或者会党所能企及。我们应该另外找寻原因。

    阿Ｑ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报》副刊开始连载鲁迅的小说《阿Ｑ正传》。这篇小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必多说，我们只来看看，阿Ｑ心目中的革命，与中共在农村发动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著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如果这只是小说，无妨笑笑便罢。然而几年以后，鲁迅笔下的革命果然出现。一九二七年，以轰轰烈烈的北伐为背景，湖南广大乡村闹起农会运动—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终于写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农民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即连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契机，一边大呼「好得很」，一边提出了后来为共产党奉为圭臬的暴民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一场革命，由谁来充当主力？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当然是工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没有一支堪称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完成经典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以农民为主力，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实应该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中国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人数太少，与一呼百应的农民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迫切性和坚定性，也不及农民，甚至不及知识份子。中共高层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向、卢二人还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职：总书记，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被捕叛变。

    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其勤劳、节俭、忍耐、平和，为世所公认。但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品性，即阿Ｑ式的流氓无赖性。一旦激发，即可产生巨大的造反动力。农民中有非常优秀的个体，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群体的农民，以阿Ｑ为形象代表的农民。我真不想在这里列举那些人性的弱点：狡诈、愚昧、麻木、自私、吝啬、狭隘、贪婪、萎琐……不想把这些都堆到农民身上，当做他们的特性。事实上，阿Ｑ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唤起农民千百万

    阿Ｑ群体的存在，使得中国式的革命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自己也出身农民，深知中国的农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朝代更替那样频繁，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的农民起来造反。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这一点不假；但还有一点也不假，逼急了什么也敢干。「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 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