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氓

    许世友这样的人，都是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将领。可以想见，他们在战场上会是怎样的亡命之徒。流氓的粗鄙流俗、违反常伦、不按牌理出牌、破坏力与造反精神、打破传统社会的秩序等级和地位、一哄而起……种种特性，经过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某种崇高理想的口号相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相较于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显然要松散多了。入党、脱党、退党、开除、恢复党籍，都远不及共产党那样严肃、讲究。抗战期间，还玩出过指令学生「集体入党」的闹剧，引起共产党抗议。为了强化党的战斗力，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尤其是军统，其作用为监党、督军、控制舆论、消灭异己、充当领袖的耳目。特务系统相当于党的「宪兵」，除了最高领袖蒋介石，谁都要怕它三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副总统李宗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右任等人，都受到过特务的暗杀威胁或监控，更不要说其他将领及一般党员了。最著名的大特务戴笠死后，国民党内外对于特务政治的厌恶情绪高涨，一片呼声要求削减其势力。但特务机构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活动能量及作用并未稍减。

    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式。毛人凤、沈醉这些著名特务，都是走这条路子上来的。另一个方式是招降纳叛，尤以共产党的叛徒为主。这是因为共产党视叛党变节分子为第一大敌，绝不宽宥，一经叛变，再无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他们对共产党的组织运作较为熟悉，有利于打开缺口，进行策反和破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顾顺章、张国焘都先后成为军统成员。

    共产党因组织形式极为严密，使得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进行破坏能量大减。但要说共产党不怕特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打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运动，及至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人人过关「坦白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务」，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吓伤了的举动。这些举动，与其说是打击了对手，倒不如说主要是自残。以冷酷、恐怖的自残方式以防止对手的侵袭，也是帮会组织经常采用手段。

    代价沉重的中国民众

    国共之争如果只限定在两党之间，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殃及池鱼。人民得被迫作出选择：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就算你走出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国民党认为你是共产党(右派)，共产党认为你是国民党(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要求支持共产党的市民戴上红领巾为标志。共产党专门杀不戴红领巾的，国民党则专门杀戴红领巾的。广州市民无所适从，只能痛苦悲号。实际上，这种「无所适从、痛苦悲号」，贯穿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么党派都不是，即使你只是小民百姓，仍难逃扣上一顶「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帽子横遭迫害。

    共产党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两大曾相互携手合作的流氓势力的决斗中，农村土匪终于战胜了城市流氓，掌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政权。中国是一个流氓性十足的社会，这是国共两党得以先后主宰国家命运数十年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与阿Ｑ的理想模式不谋而合。我不赞成所谓「武力征服」的说法，武力征服了谁？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由衷地欢迎「解放」，这样才有一七○万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中国人民注定要为这种选择付出代价。共产党把农村式的流氓形态国家化、政府化和大众化，而后有土改、公私合营、合作化、大跃进、大食堂、大锅饭，有一哄而起的造反，有雨后春笋般的红卫兵组织，及雨后春笋般的做生意的公司，有为著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武斗，还有蛮横不讲理的「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