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市镇，最初只是作为农村的贸易场所而出现的，《宋史》记：“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遏者谓之镇”。随着市镇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实体。就商业而言，一般地，“市”上商贩和行商居多，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座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明清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市镇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市镇的形成，使古老、闭塞的农村出现了活力，它散落于辽阔的近城远乡，通过它的脉络，连结全国各地，从而加速农村这潭清水的激荡和回流。明清太湖地区的经济水平处于全国先导地位，市镇的面貌更有它的特殊性，探索该地区市镇的兴起和经济活动，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太湖地区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
明清之时的太湖地区，市镇林立，遍布各地，大体形成了一个三五里一市、十数里一镇的局面，不仅市镇数量多，而且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其他地方的市镇所不及的。为什么太湖地区的市镇大量兴起于明清时代，市镇的分布又是如此之广，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要找到这个答案，只能到这些市镇所在的广大农村去寻找。
魏晋以来，北方劳动力大量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利用，经济获得开发。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加之这里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吴郡(苏州)有68 000户人家，到元和5年(公元810年)增至10万余户。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江东地区，唐时用曲辕犁耕田，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木制相结合，已同近代的木犁差不多。灌溉技术方面，发明了利用水流自行旋转的筒车，不用人力，昼夜不息。还有风车、翻车、秧马等，都省力而功倍。肥田方面，分别使用不同的肥料，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上已处于全国的重要地位。而太湖地区，田畴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最宜水稻的种植，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水患，唐宋时，多次疏通太湖水道，置闸调节，使水灾之害大大减少。在这一基础上，劳动人民垦辟了大量圩田，扩大了种植面积，“耕无废圩，刈无遗垄”。①并且一年能种二熟。浙西路(江苏南部、钱塘江以西地区)成为南宋时主要农业区，时人说：“苏湖熟，天下足”。
宋元以后，太湖地区的可耕地，基本上保持定量，应开发的已开发了，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初开始，统治者多次进行移民运动,移民的原则是从狭乡迁到宽乡，太湖地区一直被认为人稠田少之地，因而移出之民是最多的。洪武3年，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4 000余户到濠州。28年，徙直隶、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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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泳《鹤林集》卷39。
江民两万户于京师。①永乐6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②土地量的稳定，劳动力的增多，要发展生产，只有靠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对苏松地区的重赋政策，既表现出统治者穷凶极恶的搜刮，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地区经济水平高于其他地方的基本事实。“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③这种南北差别，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多种经营提供了保证，使农业的商品化成为可能。
棉花这种植物，种植容易，成本较低，特别是更适宜于高旱地区。织成的布，坚固又御寒，光洁柔软，确是一种很理想的衣着原料。松江地区在宋末开始种棉花，由于存在高旱、灌溉困难的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往往难于保障，即使有收获，产量也是很低的，“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④这种土地对耐旱喜土质松的棉花来说，正是最理想不过了。于是，种棉花之利就远过于种植水稻，“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这是清人高晋多次往来于松江、太仓等地考察为何“种花者有十分之七八”⑤而得出的结论。这样，棉花在松江等地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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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②《明史》卷六。
③《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二四。
④《辍耕录》卷二四。
⑤《皇清奏议》卷六一。
必须一提的是，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崖州学来了先进的纺织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一改过去“无踏车椎弓之制”①的落后状态。这一看来很偶然的因素，然而作用非小。当时的棉花种植，几乎遍于全国，然而惟有松江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生产中心，成为“衣被天下”的发源地，原因何在?正是只有松江把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得最好。例如，先进的轧棉工具，有“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②《天工开物》说：“织造尚松江”。福建、广东也种棉，也有先进的技术，但其土对种棉不是十分理想的，改种其他作物获利更多，因此，没有大面积推广。明末就有广东、福建人到松江买回棉花再织布的现象。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分布着广大的棉产区，但纺织技术落后，据记载，北方种棉也经过了多次尝试，由于气候干燥，纺纱经常断裂，难以成纱。“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所以，北方的棉花原料，只能源源不断地运向松江，经过这里加工成布，再散发到各地。
位于太湖之东南的苏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蚕桑产地，这里的丝绸生产誉满国内外，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
为什么明清时代，丝织品在太湖地区十分繁盛，“湖丝遍天下”呢?这是同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就日益分离为更多专业性的特殊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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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辍耕录》卷二四。
②《农政全书》卷三五。
工又使农业本身“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①蚕桑生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地区繁荣起来的。明人张翰说：“总揽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②徐献忠作过统计，“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桑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个，谋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③茅坤也说，湖州桑田，“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斛，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斛”，最差的土地种桑也同最好的土地种粮差不多。④正是有倍利之获的可能和现实，才导致农业经营的转向。
太湖地区，其田能灌能排，“其土适桑宜蚕”，①一般一年能采几次桑叶。当然，南方的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四川也是很合适种桑的，北方的山东、山西、关中也有部分的植桑区，但太湖地区无疑是一块地大产多的主要区域。加之蚕丝质量的优等，丝织技术的先进。元朝开始，政府在杭州设织染局，明代苏州、杭州也有织染局之设，说明这里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出名的“湖丝”，精细光润，成为国内丝绸之冠，畅销海内外。这就决定了太湖地区的丝织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丝织业在中国很古就存在，秦之前，就有布缕之征。汉代，我国被称为“丝国”，历代政府的户调式、租庸调、两税法都有征绢的内容。由于政府的硬性征发，蚕丝在全国普遍存在。唐中期以后，由于统治者以栽桑多少定户等，确定征税额．出现大砍桑柘的现象，一直延至宋代。砍桑最多，破坏最大的是北方。唐以后，北方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地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气候反常，对桑树的栽培，蚕的饲养越来越不利；而南方砍桑并不厉害，战争又较少，蚕桑一直继承下来，终于在宋元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马可·波罗行记》说，江南如苏州、吴兴、杭州等地产丝之饶，元朝政府赋税收入之大，为向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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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卷3，第18页。
② 《松窗梦语》卷四。
③《吴兴掌故》卷一三。
④《乌青文献
一、太湖地区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
明清之时的太湖地区，市镇林立，遍布各地，大体形成了一个三五里一市、十数里一镇的局面，不仅市镇数量多，而且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其他地方的市镇所不及的。为什么太湖地区的市镇大量兴起于明清时代，市镇的分布又是如此之广，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要找到这个答案，只能到这些市镇所在的广大农村去寻找。
魏晋以来，北方劳动力大量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利用，经济获得开发。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加之这里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吴郡(苏州)有68 000户人家，到元和5年(公元810年)增至10万余户。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江东地区，唐时用曲辕犁耕田，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木制相结合，已同近代的木犁差不多。灌溉技术方面，发明了利用水流自行旋转的筒车，不用人力，昼夜不息。还有风车、翻车、秧马等，都省力而功倍。肥田方面，分别使用不同的肥料，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上已处于全国的重要地位。而太湖地区，田畴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最宜水稻的种植，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水患，唐宋时，多次疏通太湖水道，置闸调节，使水灾之害大大减少。在这一基础上，劳动人民垦辟了大量圩田，扩大了种植面积，“耕无废圩，刈无遗垄”。①并且一年能种二熟。浙西路(江苏南部、钱塘江以西地区)成为南宋时主要农业区，时人说：“苏湖熟，天下足”。
宋元以后，太湖地区的可耕地，基本上保持定量，应开发的已开发了，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初开始，统治者多次进行移民运动,移民的原则是从狭乡迁到宽乡，太湖地区一直被认为人稠田少之地，因而移出之民是最多的。洪武3年，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4 000余户到濠州。28年，徙直隶、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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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泳《鹤林集》卷39。
江民两万户于京师。①永乐6年,“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②土地量的稳定，劳动力的增多，要发展生产，只有靠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对苏松地区的重赋政策，既表现出统治者穷凶极恶的搜刮，同时也揭示了这一地区经济水平高于其他地方的基本事实。“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③这种南北差别，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多种经营提供了保证，使农业的商品化成为可能。
棉花这种植物，种植容易，成本较低，特别是更适宜于高旱地区。织成的布，坚固又御寒，光洁柔软，确是一种很理想的衣着原料。松江地区在宋末开始种棉花，由于存在高旱、灌溉困难的大片土地，种植水稻往往难于保障，即使有收获，产量也是很低的，“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④这种土地对耐旱喜土质松的棉花来说，正是最理想不过了。于是，种棉花之利就远过于种植水稻，“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这是清人高晋多次往来于松江、太仓等地考察为何“种花者有十分之七八”⑤而得出的结论。这样，棉花在松江等地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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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
②《明史》卷六。
③《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二四。
④《辍耕录》卷二四。
⑤《皇清奏议》卷六一。
必须一提的是，元初松江人黄道婆从崖州学来了先进的纺织经验，改革了纺织工具，一改过去“无踏车椎弓之制”①的落后状态。这一看来很偶然的因素，然而作用非小。当时的棉花种植，几乎遍于全国，然而惟有松江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和棉织品生产中心，成为“衣被天下”的发源地，原因何在?正是只有松江把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结合得最好。例如，先进的轧棉工具，有“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②《天工开物》说：“织造尚松江”。福建、广东也种棉，也有先进的技术，但其土对种棉不是十分理想的，改种其他作物获利更多，因此，没有大面积推广。明末就有广东、福建人到松江买回棉花再织布的现象。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省)分布着广大的棉产区，但纺织技术落后，据记载，北方种棉也经过了多次尝试，由于气候干燥，纺纱经常断裂，难以成纱。“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所以，北方的棉花原料，只能源源不断地运向松江，经过这里加工成布，再散发到各地。
位于太湖之东南的苏杭嘉湖地区，是著名的蚕桑产地，这里的丝绸生产誉满国内外，直到今天，它仍是我国三大蚕桑基地之一。
为什么明清时代，丝织品在太湖地区十分繁盛，“湖丝遍天下”呢?这是同该地区生产力的水平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就日益分离为更多专业性的特殊生产部门，这种“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
————————
①《辍耕录》卷二四。
②《农政全书》卷三五。
工又使农业本身“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①蚕桑生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地区繁荣起来的。明人张翰说：“总揽市利，大抵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②徐献忠作过统计，“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桑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个，谋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③茅坤也说，湖州桑田，“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斛，岁之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斛”，最差的土地种桑也同最好的土地种粮差不多。④正是有倍利之获的可能和现实，才导致农业经营的转向。
太湖地区，其田能灌能排，“其土适桑宜蚕”，①一般一年能采几次桑叶。当然，南方的其他地方，比如广东、四川也是很合适种桑的，北方的山东、山西、关中也有部分的植桑区，但太湖地区无疑是一块地大产多的主要区域。加之蚕丝质量的优等，丝织技术的先进。元朝开始，政府在杭州设织染局，明代苏州、杭州也有织染局之设，说明这里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出名的“湖丝”，精细光润，成为国内丝绸之冠，畅销海内外。这就决定了太湖地区的丝织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丝织业在中国很古就存在，秦之前，就有布缕之征。汉代，我国被称为“丝国”，历代政府的户调式、租庸调、两税法都有征绢的内容。由于政府的硬性征发，蚕丝在全国普遍存在。唐中期以后，由于统治者以栽桑多少定户等，确定征税额．出现大砍桑柘的现象，一直延至宋代。砍桑最多，破坏最大的是北方。唐以后，北方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地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气候反常，对桑树的栽培，蚕的饲养越来越不利；而南方砍桑并不厉害，战争又较少，蚕桑一直继承下来，终于在宋元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马可·波罗行记》说，江南如苏州、吴兴、杭州等地产丝之饶，元朝政府赋税收入之大，为向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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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卷3，第18页。
② 《松窗梦语》卷四。
③《吴兴掌故》卷一三。
④《乌青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