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⑻曹参去世后，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⑼可见惠帝时确未有大的法律制定行为。《二年律令》中就有许多法律条文也能证明这一点。其中《盗律》简78有“盈二十日”；《具律》简83有“若年不盈十七岁”，简86有“有罪年不盈十七岁”，简94有“不盈岁者，罚金四两”，简96，97有“赎劓黥、戍不盈四岁，  （繫）不盈六岁”，“  （繫）不盈三岁，赎耐、 （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简115有“年未盈十岁为气（乞）鞫，勿听。狱已决盈一岁……”等；《亡律》简157，165都有“盈”字出现，惠帝名盈，而这些法律并不避惠帝名讳。但是，在《汉书·惠帝纪》中记载，在惠帝即位当年，即公元前195年5月，惠帝发布了一个大规模赐爵的诏令，文曰：“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二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舍人满五岁二级。……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此诏凡云“盈”皆已改为“满”，所以完全可以确定，这些法律当为高祖时制定而非惠帝时期制定的。
《汉书·刑法志》记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可见惠帝、吕后时期的确没有大规模制定法律的行为。但这并不否定惠帝、吕后时有个别法令条文的颁行。如前文吕后用惠帝名义发布的一个大规模赐爵的诏令。《二年律令》中也有个别法律条文非高祖时制定，如《津关令》廿一、一律文有人认为当制定在惠帝吕后时，⑽而其它令文则大多在高祖时制定。再如《二年律令·具律》中简85文有“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的条文，《津关令》廿二、有关于“鲁侯”的条文：“丞相上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卖马关中”等语。我们知道，“吕宣王”是吕后元年追尊其父吕公的。在史学界，这里的“鲁侯”应是吕后的外孙张偃也基本一致认同。吕后时为维护吕氏家族的权力，制定个别法令追加到原汉律上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两条律文为吕后时所制定的是对的。但是她只能追加，不可能废掉高祖旧律另颁新律，这一点从史书记载吕后为封吕氏为王而怕刘氏反对，同时也封了更多的刘姓宗室为王为侯可证。《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由此可见，吕后虽称制，但并不敢随意违背刘邦制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欲王吕氏，则先王众刘氏并风喻大臣，由大臣请后才敢王吕台一人。作为国家大法，吕后又岂敢废而新颁呢？
从上文分析可知《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大部分是在高祖时（包括为汉王时）制定的。从同时出土的《历谱》和《奏谳书》也可证实这一点。《历谱》记录的是日期从汉高祖五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后九月。⑾《奏谳书》内容体例开首历朔大多属于汉高祖时。高敏先生以此认为《二年律令》的“全部内容都应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是不正确的。⑿上文已证明汉王元年起已开始制定了许多《二年律令》中的诸多律令，上限应至汉王元年，至少也要在汉王二年时，而非始于高祖五年，而下限为吕后二年则无疑。
因此，由以上考证，《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在高祖时制定的，并且是以汉王二年由萧何“为法令约束” ⒀ 的“法令”为基础逐渐添加、完备的。汉王二年的法律已具有《二年律令》的雏形，并且这些律令一直被沿用，在汉王三年至惠帝、吕后这一段时期又有一些律文因其它原因追加上去，因此，《二年律令》的“二年”应为“汉王二年”。当然有些学者提出是“高祖二年”也可以,从时间上来讲是一样的，但不如说汉王二年更准确。而有些学者仅仅依《具律》中简85有“吕宣王”一词和《津关令》中廿二、一律文有“鲁侯”来判断为“吕后二年”似乎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