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向内解决问题的方式影响了中国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确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于物理}21w7。向内的功夫，便只要求修己。如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都是一个意思，)273。总之，不在向外寻觅方法，却须把心思聪明反身向里用。“修、齐、治、平”以修身为本，且必求之于“格、致、诚、正”2,273。因此说，中国的文化如此深刻的向内对于人本而言是一种早熟的文化，理性的早启。孔子的礼乐揖让启发理性，伦理名分亦是启发理性。其要点在于，根据人类廓然与物同体之情，不离对方而有我的生命.处处以义务自课。

    因此，从古代社会内部形势如家族制度、职业分途、安天下观念等，势必导致理性与文化的早启，而理J胜与文化的早启，更转促社会形势之缓和。如是互为因果，使得中国传统伦理循环推进，发展不已。

    梁漱溟认为，人的耳目心思生来是为向外用的，要它从理会外物者转而理会到自身生命上，这在个人偶尔亦可能，并且如果深刻向内的话也需要在向外之后才能到达的。对于个人且难，对于社会，便更是这样了，乃至形成风气，都得等到文化进至某阶段才能有此。所以，梁漱溟判断，中国实是太早了一步z一 z}s0

    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漫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径直从心出来，从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的，后者便是早熟。身体是个体生命活动的“用具”，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所共同有的。心在其他动物虽也有，但是其意识作用却不易见。而对于人类，心思的作用发展，才可说有心。梁漱溟把人的心思作用分为理智与理性两个方面，并且特单指理性为心。所以从心出发，也就是从理性出发lzlz9a

    中国古人在封建时期没有走上西方的科学之路，也是由于其文化是向心发展的，先向内用力。西方人是首先向外用力的，从身体开始发育成长，而后才是理智理性的成熟。中国是在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之时便先开启心智，因此便会屏弱。换句话说，就是未曾彻底的向外用过一番心思。西方与中国相比，用与外心过多，物的研究、工具的研究甚多，自少用内在心思，即便有心思、理性的大发展，但也和中国心思的发展路子分岔开来。

    因此，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秩序寄托于个人道德，其社会构造形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皆以修身为本”的局面，向内用心乃时刻之所必要。这种必要使得中国人在个人道德方面的修为可以称得上是极高，例如在伦理社会中重视以对方为重早以超过“承认旁人”等。但其文化也偏失在此，即“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的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21289。然而，西方社会境况下产生出在陌生人方面结成的公民社会中，其社会秩序寄托于公民、集团的公共道德，产生出与中国不同方向的德莫克拉西，即关于民主、权利的一种相对符合西方历史、文化的制度[[21342

    中国人理性早启，冷静不足，辗转相引，越来越长于理性，短于理智。西洋人正相反，他们是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一z13z} 0 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因特网的特殊因素的出现，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全球化也使得陌生人的交往更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和蔓延，中国也跨人公共的生活。陌生人的集团生活，需要陌生人之间的规则，熟人社会的规则便不适合。

    西方长期发展起来的由陌生人组成的集团生活，恰好适应今天的全球陌生境况，因此他们的发展似乎比较顺畅一些。依据梁漱溟先生的考察，用他的话说就是，西洋人长期的集团生活帮助他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共道德规范，他们的公共道德，即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这四方面，发展的是相当充分的[}Zn}。他们用公共伦理弥补其理性不足的缺陷。

    如果说，中国原本的文化进程突然间被打断后很多优秀的文化暂时被遗忘，但是也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重新给中国注人了新鲜的血液。这个血液的样本，便是西方的科技文化和他们的公民伦理。在科技上的学习发展，可有助于我们民族文化基础的修补与巩固，如前面所说，重新从身体出发，建立健全的心智。

    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成员都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社会整体的公共道德、公民伦理，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基础。贾新奇博士描述道:“首先，在道德主体方面，全体公民作为公民道德的主体具有基本平等的地位，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讲，不同公民群体在道德生活中都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的道德对于整个共同体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其次，在个体道德的构成上，每个公民的道德都是齐备的，即包括家庭道德、特殊的私人道德、一般的私人道德和政治道德，并且这些道德构成因素上的齐备性是与所有公民相关的，而不是仅仅与少数精英相关。最后，在道德内容上，公民道德是以相互范导的道德为主的，自我范导的道德只是次要的辅助部分。;f3〕在公共社会中，中国道德的现状是于上被斩断上古历史文化的联系，于下又没有及时的出现新的道德规范，于是各种道德依据鱼目混珠，造成当前社会道德的无序混乱状态。贾新奇提出的道德主体、道德构成与道德内容，正是联结中国传统与现代，将传统的优秀道德精髓与现时代要求相结合，是具有可实践性的。道德主体方面，已经不只是精英分子，而是广大民众;在道德构成上，除去个人的私人交往方面，提倡应注意到与陌生人的交往方式，注意到作为国家一份子的作用，而不只是局限与家庭与特殊私人之间的关系;在道德内容上，在自我范导的道德上也应当可以要求自我的权利，应当与他人或多人进行商榷，最后形成能够保障相互之间最大利益的恰当方法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