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身养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和谐观

　　社会要和谐，其前提是个人的身心和谐。儒家经典《大学》就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修身”放在治国的最基础的地位。因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自我完善，才能融入自然、融人社会，达到身心内外的普遍和谐;才可以治国济世，达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道家修炼追求“天人合一”，追求“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道”的境界。儒家把“修身”放在治家治国的最基础地位，都说明了个人修身对社会和谐的重要。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和追求境界。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墨家的“爱”、佛家的“佛”等，都离不开个人的修炼，都以“和”为主要特征。孟子把“内圣外王”作为修身为政的最高境界，西汉杨雄提倡修身以存善去恶，并提出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评价标准;董仲舒则把儒家礼仪概括为“三纲五常”，作为个人修身的基本内容。《礼记·中庸》、《荀子·修身》、《法言·修身》等著述还专门提出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方法与措施，其基本内容和特征也是“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修身主要包括:一要处理好理与欲的关系。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日第二十》)，反对放纵欲念。“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在处理好理与欲中，又特别强调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人们在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同时，又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能见利忘义，求得义利统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第四》)“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二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来自《易经》中“乾坤”两卦的卦辞: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梁启超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曾对此借题发挥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

　　三要做到件克己复礼”旧日反省，去恶扬善。“克己”个人修身的主要方法，是个体从内心自觉克制、改正错误意识。“自省”是“克己”的基本方法。“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靠别人督促自己修养，不是君子所为，强调了自我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第四)是自省的主要途径。“复礼”是修养的主要内容，即以礼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语行动。

　　三、“讲信修睦”。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和谐观

　　社会和谐是和谐社的主要内容。社会是一个利益纷争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呢，老子主张采取互不来往的“小国寡民”状态，庄子则主张完全退回到结绳记事，与鸟兽同居的原始人状态。这种消极、无为，回避矛盾的社会和谐方式并不为后来社会广泛认同。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来实现君臣、父子、兄弟、上下、贵贱之间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韩非子认为人有好利之心，只有用法律使“人之不得为非”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在这众多主张中，儒家“讲信修睦”的社会和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

　　所谓“信”，就是诚信。社会和谐必须以诚信为本。子贡曾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强调三者之中，民信最重要，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唐朝魏征也指出:“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贞观政要·诚信第十七》)所谓“睦”，就是和睦。社会和谐包括夫妻和睦、家庭和睦、宗族和睦、邻里和睦、地区和睦、国家太平、“政通人和”、国际友好、“协和万邦”等丰富内涵。“家和万事兴”、“远亲不如近邻”、“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古语都是社会和谐的反映。为此，荀子提出“以善和人”的要求，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的做人原则，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第十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第十二》)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第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形成全社会友爱、互助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