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者，仁之断制也
　　
　　“义”字的繁体写作“羲”，《说文》：“羲，从我从羊。”段氏注：“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义。”由此可知，“义”就是善与美的标准，其实质也就是“仁”。《礼记·礼运》篇云：“仁者，义之本。”“仁”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孔子那里，仁是万善之源，任何具体德目都从仁生发出来。所以孔子说：“苟志于仁，无恶也。”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具有了“仁”这一德性，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善的和道德的。任何一种道德行为都是出自于“仁”。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的“仁”必须要通过一个中介进行转化才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义”。可以说，义自仁而出，不仁也就不义。《朱子语类》卷六云：“义者，仁之断制。”这句话也表明了仁心要转化为德性时，“义”起到决断作用。朱子曰：“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而行之必有节文，出之必以退逊，成之必在诚实，乃君子之道也。”此言君子行事之法，行一事，义、礼、逊、信，缺一不可，但应以义为本。若不言事而言心，则立心之大本却在仁。唐代韩愈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为义。”说明义是以仁为基本原则的。在孔子的心目中，所有的德行虽然以仁为根源，但却表现在对义的直接履行。正因为如此，孔子及其弟子一般直接将德行叫作“行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
　　可见，孔子特别要求他的门人对“义”要直接践履之，并认为言不及义之人只会看到小恩小惠，是很难教导的。
　　虽然“仁”是“义”的根源，义由仁而出，这还只是孔子所讲的仁、义关系的一个方面；二者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即“义”对“仁”的规约，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义使仁这一抽象的对他人之爱具体化。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问。”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
　　在孔子看来，表面上以爱好仁德自居、实际行为却并非如此的人，在做官的时候一定会骗取名望，居家的时候也一定会骗取名望。因此，孔子认为，仁必须要由义表现出来，具体应该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例如：在父子之间体现为父慈子孝，在兄弟之间体现为兄友弟悌，在朋友方面体现为忠信，等等。
　　第二，义限约仁，使其施加于血缘关系亲疏不同、地位尊卑不一的对象上时，也有不同的尺度、分寸，从而使仁者之爱呈现出差等性质。如：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不过，在这一点上，孔子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有重大区别。“兼爱”主张视路人与父母一样，应予以同等的爱，而孔子的仁爱因受义的制约，对血缘亲疏不同、地位尊卑不一之人的爱则有先后、程度的差别。应该说，孔子的“仁”较墨子的“兼爱”更符合人的真实情感。
　　第三，义对仁的另一制约作用是使仁不致滥施。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君子不是“乡愿”，而是善恶分明的人。正是义使其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
　　
　　三、义者，利之规制也
　　
　　在义利观上，以前许多学者仅仅从《论语》中的个别语句(如“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出发，误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只言义而否定利，其实不然。孔子在义利观上的基本观点是礼义为先、利欲为后，主张人们的一切活动(包括“求利”)必须符合“义”的要求，并非一味否定利、排斥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
　　一方面，孔子承认和肯定人们求利的合理性，正像他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并且主张人们应当主动、积极地去谋求利益。他主张：“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