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注意到，上引的两位作者都是道家，而非儒家，他们对墨家的整体描述几乎一致，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不可疑为论敌的有意歪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法都可以由公认为《墨子》中可靠的早期作品得到完全地证明。由此，我们说，墨子的突破也是在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应该大致不差。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墨子是否完全脱离了礼乐传统呢？还是他也试图重新阐释礼乐传统呢？
我想首先要说清楚，墨子确实对当时统治阶层礼乐实践中所表现的过度奢侈的生活风格大加抨击，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抛弃古代的礼乐传统。假若我们想进一步分疏，那么可以说，与对礼相比，他可能对乐的作用持更为基本的否定态度。情况之所以如此，我相信并不仅仅如当代学者正确注意到的那样，乃是由於他持功利主义的立场，似乎还和他意欲建立的新宗教有关。这种宗教是以古代模式为基础，但是要消除掉其中“巫”的成分。他清楚地引证古代文献，以说明乐、舞曾是“先王”所禁止的“巫风”中的主要部分。
墨子不满於孔子所做的重新阐释，显然源於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看来，孔子实际上仍然维护周代发展起来的一切现存礼仪，而未作任何有意义的改革。而墨子则以彻底改造礼乐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所做的并不是对夏商周整个礼乐传统弃之不顾，而是用据他说是古代先王所认可的原初简洁性来重新阐释这个传统。无疑，他认为后代，尤其是东周时期，“礼”日趋复杂繁缛，并不是进步，而是堕落。上引《淮南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确包含著一定道理。墨子在和一位名叫公孟的儒者争论时，也批评他法周而不法夏。诸如此类的说法引导某些注释家推测墨子倡导的为父母行三月之丧实际上乃是夏礼。不过，倘若考虑到甚至连孔子对夏礼也早已不敢确说（《论语·八佾》），则墨子是否能详言，是很可怀疑的。我们可以相对肯定地说，墨子倾向於以包括夏代建立者在内先王的名义倡导新的礼仪方式。
至於就礼乐传统而言，墨子大致是宁取早先之简朴而舍其后来之繁缛的。但是，说他反对周代所代表的一切东西，则显然是不正确的。此外，他同孔子一样，认为古之圣典如《诗》、《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却有一点根本区别：对於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来说，“诗书”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前者体现在后者之中；而墨子则认为，这些字词的精神已经在礼乐的堕落退化过程中失落了。由此，他说道：
古之圣王欲传其道於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墨家的突破中，一如在儒家的突破中，并没有出现过传统的彻底断裂。
四 道家的突破
道家的突破极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四世纪晚期至公元前三世纪早期。我完全意识到，现代学术界关於道家文献，尤其是《道德经》的作者和时代众说纷纷，争呶未休。不过，这里不是涉及这些问题的地方。我在下面只论及明显比孔子晚出的那些观念。有一则古老的传说：老子是当时突出的“礼”的专家，孔子曾向其问“礼”。这里似乎隐含著某种暗示，即在古代礼乐传统和道家学说的起源之间存在著某种关联。我们在《道德经》三十八章中找到一段关於“礼”的讨论，很是有趣，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对礼乐传统的态度，其文如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这里描写的是“道”的原始淳朴性逐步衰退的过程。从“失道”开始，这段话中所列举的每一步都是对原始精神的偏离。这种精神在《老子》中是“朴”，在《庄子》中是“混沌”。同时，每一步又正是走向堕落，而我们现在则把这一堕落看作是人类文明或文化。从这个角度理解，诸如老、庄等道家确实可比拟作西方称为尚古主义（primitivist）的知识传统。事实上，早期道家不仅是年代上的尚古主义者，相信人类最早的阶段才是最好的，而且还是文化上的尚古主义者，相信文明制度不但不是自然状态的改进，而是对自然状态的污染和毁灭，而人类只有在自然状态中才能找到完全彻底的幸福与自由。
对这位道家作者而言，“礼”的兴起也就意味著原初精神衰退到了极点，因此就是“乱之首”。我们还必须将此段文字解读成对儒学的间接批评，因为“仁”、“义”是儒学的两个特征，正如“道”、“德”之於道家学说。释读此段文字有两种方法：从前往后读是对“堕落”（fall）（我只是为了方便才借用了基督教术语）过程的描述，认为儒家对“礼”的兴起负有直接责任；从后往前读则是“救赎”（salvation）（再次借用基督教术语）的历程，而儒学又没有为我们提供最终的息止之地。我们一定要返回太初之“道”。这两种释读方法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老子》两个版本的支持：一是标准本《道德经》、《道经》（三十七章）先於《德经》（四十四章）；一或许可称《德道经》，次序正好相反。我们过去只能基本依靠韩非的〈解老〉作为后者存在的证据，现在则由马王堆所出两件帛书进一步证实了。所以，倘若我们取《德道经》本，则上行段落正出现在《德经》首章，表明老子的文本也正是以礼乐传统为其出发点的。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老子》中仅有暗示的“救赎”历程，更在《庄子》中获得明确表述。庄子在关於“坐忘”（〈大宗师〉）的一段著名文字中，在三个地方虚构了孔子和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三段对话。某日，颜回告诉孔子：“回益矣”，解释道：“回忘仁义矣。”孔子曰：“可矣，犹未也。”另一天，师生再次相会，颜回又禀告孔子“回益矣”，不过这次是“回忘礼乐矣”，孔子的回答还是：“可矣，犹未也。”两人对话的高潮最终在第三次见面时出现了。颜回描绘其精神进程（“益”）曰：“回坐忘矣。”孔子“蹴然”问道：“何谓坐忘？”颜回答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谓坐忘。”孔子至此彻底信服了颜回对“道”的体认，乃曰：“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按：《淮南子·道应训》引此段，颜回先忘“礼乐”，次忘“仁义”，恰好与《老子》中的次序完全相反。我相信《淮南子》的次序是〈大宗师〉此段的原来状态，故下文从之。）
不难看出，这正是《老子》所见“堕落”过程的逆反。庄子在此告诉我们如何从现在的“堕落”状态回归到“道”：第一步忘礼乐，第二步忘仁义，只有这样才能回归大道。但是，庄子的“道”存身於感觉和一般理性无法接触的领域之中，因此，人在追求与“道”合一时，必须“忘却”赖以获得有关此世确定知识的方法。然而，在我看来，这两步导向“道”的“忘”并不能省略或越过其中之一。在此必须记住道家的方法乃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但是在捕得鱼之前，毕竟还是要用筌的。庄子在这个方面是先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而发了，当然，后者以为这是“无关紧要之事”（a matter of indifference）。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里谈到自己的命题，提出可将它们视作登上高处的阶梯：“他必须，这么说吧，爬上去后丢掉梯子。”他更进一步向我们保证：“他必须忘却这些命题，然后将会正确恰当地看世界。”庄子大概也会说出类似的话，其精神恰相一致：“他必须先忘却礼、乐，其次忘却仁、义，然后才会与道渐成一体。”
我们在本文中讨论了三大哲学学派与轴心突破的关系，其中道家的突破或许最为激进。这种激进态度尤其反映在两个显著的特征之中。第一个特征是对整个礼乐传统持否定的立场，其前提是对人类文明持更为基本的否定态度；第二个特征是，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在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