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者，本无自性。既无自性，有何作者？作者既无，复有何法？此则无自无他，无物无我。”[25]将道之自然体性等同于无自性的空寂性。成玄英、李荣等重玄学家，亦循此思维路径。如成玄英云：“自然者，重玄之道也。”[26]将自然理解为“不滞于不滞”的至空至虚的状态。《本际经》亦将道的自然体性（无为顺乎自然）等同于佛教的无滞空性观念，如云：“道性众生性，本与自然同。”自然并非道性之因，道并非效法于自然，自然真性即道性，即真实空。至于“无为”的内涵变更，我们从鸠摩罗什对“无为而无不为”的佛化解释可知一鳞半爪：“损之者无粗而不遗，遗之至乎忘恶，然后无细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恶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损其非，又损其是，故损之又损，是非俱忘。情欲既断，德与道合，至于无为，已虽无为，任万物之自为，故无不为也。”[27]无为之为就是要不着两边、是非俱忘、信守中道。由于道家的“道”的实有义被置换为空性义，故为无为不是所谓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64章），而是对至空之道体的实践和追求。

司马氏继承了对“道”、“自然”、“无为”等的佛化解释。他所说的“理身”既指“存神、固炁、养精、保身”等修命功夫，更指“修心修性”的功夫。具体说来，“理身无为”贯穿于“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等修道的阶次之中。“断缘”是要斩断尘缘，弃有为之事；“收心”是要离却一切虚幻之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简事”即是要以无为的方式处事，舍弃名物；“真观”是要“观本知末”，知“色想外空，色心内妄”；“泰定”则是要求修道者“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对定慧也不能起执著之心。[28]可见，司马承祯的“理身无为”，同老庄“顺任自然”内涵已有所歧离，他强调的是种凝空心而不凝住心，灭动心而不灭照心，心空灭境、无所染著的状态。由于身亦非“真有”，“理身”决不能“执身”，而“国犹身也”，推之，“理国”亦不能“执国”，将国当成私有之物。司马承祯将道家所追求的“窅然丧其天下焉”（《逍遥游》）之艺术化的理国之道，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安于“业”、“命”的宗教化的理国之道。由于“业由我造，命由天赋”，理国实取决于人君的福德资粮的丰硕与否。司马氏的理国之道，带有神道设教的劝诫成份。



唐玄宗曾注疏《道德经》，将其主旨概括为“理身理国”，自有其政治目的，但他并没有背离道家学派的自明前提——身国同“道”。唐玄宗继承了成玄英的真空非有的妙本说，认为“道者虚极妙本”，“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29]。形而上的虚极之道在人身上则体现为真心之体—真性（正性）。理身的目的在于复归此清静自然的真性，体验与虚极妙本同体的精神境界。如何达此理身的境界呢？在唐玄宗看来，应当遵循“无为”的原则：“无为者，不染尘境，令心中一无所有”[30]，“当须绝弃尘境染滞，守此雌静笃厚，则虚极之道自致其身也”[31]，其所称的“无为”，亦是一种能体现无滞无染的道性（妙本、真心、正性）的实践法则，为无为意味着要“了言忘言、悟教遣教、一无所滞”[32]，这与《本际经》和司马承祯的道性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唐玄宗进而强调了理身是理国的根本：“圣人理国，理身以为教本，失理国者复何为乎？但理身尔。故虚心实腹、绝欲忘知于无为，则无不理矣”[33]，理国的原则亦是“无为”。不过，由于身居九五之尊，唐玄宗主张的“理国无为”则较为现实化的，其并未象成玄英一样，将“兼忘天下”和“使天兼忘我”当成是理国的最高境界。理国的无为，主要表现为不烦政扰民。因为“有为则政烦，而人扰动生大伪，是以难理”[34]。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继承了成玄英、司马承祯、特别是唐玄宗的学说。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他将《道德经》教义归结为38条，依次序直接涉及“理身理国”者有：“教以无为理国”；“教以道理国”；“教诸侯以正理国”；“教以理国理身尊行三宝”；“教人理身，无为无欲”；“教人理身，保道养气，以全其生”；“教人理身，崇善去恶”；“教人理身，积德为本”；“教人理身，勤志于道”；“教人理身，忘弃功名，不耽俗学”；“教人理身，不贪世利”；“教人理身，外绝浮竞，不衔己能”；“教人理身，不务荣宠”；“教人理身，寡知慎言”；“教人理身，绝除嗜欲，畏惧谦光”。[35]这充分体现了杜光庭诠注《道德经》的理趣所在。在杜光庭看来，各家所释之理，“或深了重玄，不滞空有；或溺推因果，偏执三生；或引儒宗；或超归空寂。莫不并控骊室，况掇珠玑”[36]。惟有不滞空有、以重玄为宗的义理最为精妙。对重玄之道的推崇，正是杜光庭“理身理国”思想的核心。

杜光庭对作为理身理国的先在根据“道”有其深刻体认。他认为，有道之体、道之用（可道是有生有化道之用）。道之体性（道性）表现为自然，“大道以虚无为体，自然为性。道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为三；合而言之，混三为一，通谓之虚无自然。大道归一体耳”[37]，“虚无为体，自然为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然，不知其所不然，故曰自然而然”[38]。对于体道的伦理方式和实践准则--“无为”之为，杜光庭的说法则更为烦复些。他认为滞于有为或无为皆非体道的常态，只有有无双遣，忘言遗教，才能契合重玄之道：“至道自然，亦非有为，亦非无为…….湛寂清静，混而不杂，和而不同，非有非无。”“圣人无为，无为之为亦遣；圣人忘教,滞言之教俱忘。”[39]对“有为”和“无为”都要双遣，表面上是不符道家崇尚“无为”之旨。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有为”与“无为”内涵。我们且看唐玄宗和杜光庭对老子“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的解释。唐玄宗曰：

“知无为而无为者，非至也。无以无为而无为者，至矣。故上德之无为，非循无为之美，但含孕淳朴、适自无为，故云‘而无以为’，此心迹俱无为也。下德为之者，谓心虽无以功用彰著，跡涉于有为，故云为之，言下德无为有所以为之。此心无为而跡有为也。”[40]

杜光庭释义曰：

“上德之君性合于道而命合乎一。体自然为用，运太和为神。动合乎天，静合乎地，与道相得而无所为也。此无为非效学无为而为。于无为是无以为也。阴阳为之使，鬼神为之谋，进退推移，与化无极，玄默寂寥而与化俱，此谓心迹俱无为矣。然行以包育于物，亦所以彰其跡也。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知有为为非，知无为为是，有为则浇薄，无为则淳和。有此分别，故韬心藏用，行此无为之事，制彼有为之为。故云为之。心欲于无为游，行无为于迹，乃涉矜有也。知无为为美，有为为恶，舍恶从善，慕此无为以分别。故是有所以而为也。”[41]



在唐玄宗和杜光庭看来，无为包括心无为和迹无为，有为同样包括心有为与迹有为。从逻辑上讲，无为和有为之间存在着四种组合：A心无为迹无为；B心无为而迹有为；C心有为而迹无为D心有为而迹有为。A为真正的“无为之为”，即上德之无为而无以为。B是下德之“无为之为”，是成玄英所说的“无欲之士，又滞于无”的情形[42]。由于心为体、迹为用，迹为心之彰，故C不可能存在。D属道家极力批判的失道失德，即成玄英所称的“有欲之人，唯滞于有”[43]。对于杜光庭来说，有无双遣所遣者是D（遣有）和B（遣无）此二执。遣D是“忘迹”，摄迹归本；遣B是忘本必也忘迹。“夫摄迹忘名，已得其妙，于妙恐滞，故复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总合乎道。有欲既遣，无欲亦忘，不滞有无，不执中道，是契都忘之者尔。”[44]理身理国所应遵照的是合乎道体自然的“心迹俱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