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的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亲和性。它们同样以一种相似性结构将与自身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物进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确立关联。“推己及人”或者“和而不同”：“儒家传统不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来定义人，也不从社会中心、人类中心来定义人。所以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即永远要对其异质的东西保持亲和感。儒家传统的智慧就显示了它的相合性和包容性。每一个具体的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特殊命际交互影响中活动、存在而发展的人。”电视转播、数字化影像传播、虚拟社区等非领土化扩张式的传播形式，都可以将那些被人为的社会分类方式区隔开的不同人群联系起来，将“他者”文化带人到家中，带人到日常生活体验之中。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可以被界定为非现代的，同时又可以被视为真正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以经验性的、非理性的方式介入世界的，属于人性的本真范畴。
　　其次，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也是十分相似的。孔子“不知礼，无以立”、“思无邪”、“兴观群怨”等思想，以及此后与统治阶层合流的教化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生体验的感悟，获得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同样．媒介文化在培育人们对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即教人如何做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施拉姆在其早期电视研究时，即提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晚近的研究表明，“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现代化过程提出种种抽象的理性自律条例不同，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都是通过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作为模仿的对象，来确立行为标准。“开始时，媒体文化提供的是观众可以认同和效仿的图像和形象。接着。它又通过其角色模型、性别有洞察力及形形色色的主体性立场等。对某些行为和时尚的形式予以肯定，而对其他的类型进行贬低和丑化，从而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化和使人适应文化的效应。”只是，儒家教化是一个由“小人”到“圣人”的人格理想化过程；而媒介文化则通过对各种“名流”的推崇，来树立认同对象。
　　此外，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均偏重时间。中国文化漠视空间，而将时间放在首要位置。
　　比如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缺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厚古薄今”思想。历史的沧桑感甚至形成了中国美学的重要质素。这一点同样与当今的非领土化扩张的媒介文化具有相似性。媒介体验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人与人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那种以自然界限将人划分为不同种属的方式，显得缺乏合理性，而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容忍、理解和接受将变得更为现实。就其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力而言，儒家文化和媒介文化显示出巨大的相似性。

　　三、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

　　在摆脱危机的历史使命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复杂的媒介文化下，仅仅看到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性复兴，还需要具备亨廷顿和伯杰所谓的“放射物”特性，需要政府与资本的干预，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需要中国大众的参与。
　　“放射物”是亨廷顿和伯杰分析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的重要概念，指那些能够主导某个区域甚至全球的文化力量。“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要成为文化的放射物，就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我觉悟。它必须了解自己作为传播文化的实体拥有多大的潜力，同时必须了解自己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另一方面，从事某种文化放射的活动或者从事某种文化放射活动的国家．也受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支配，其中如：文化放射国在全球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多少劳动力和技术，从美学意义上在当时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它具有多么丰厚的文化资源。”
　　按照该逻辑，中国现代性如果要成为一种文化放射物，首先应当有充分文化自觉性。它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然后，才是政治、经济、美学、资源等条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认同空间的位置不是财富的函数．甚至也不是所在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函数，而是位置中的变化方向的函数。”
　　中国现代性能否在未来文化格局中成为放射物，关键在于我们将其引向哪个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围绕大众传媒的中国现代性复兴方略：第一。由知识分子重新整理、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形式，使之形成符合媒介文化传播特性的文化形态。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其中的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第二，保持中国强政府强社会的传统。一方面，组织建设政治、经济，使之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保护传媒产业的健康成长，并推动向国外输出产品。第三，传媒产业充分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将其美学理念融入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第四，由知识分子、政府和产业三种力量，共同引导大众建构民族一国家认同感。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而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借助一些特殊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全方位展现是整个方略的突破口。